《研究揭示人类活动改变南海北部珊瑚礁数千年的发育模式》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
  • 编译者: liguiju
  • 发布时间:2021-01-26
  • 近日,中国科学院边缘海与大洋地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天然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赵建新教授等合作,在南海北部珊瑚礁发育模式研究上取得最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总体环境科学杂志》)上。

    珊瑚礁以其极高的生物多样性和极高的初级生产力,被誉为“蓝色沙漠中的绿洲”和“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然而,全球珊瑚礁已进入了一个以“人类活动显著改变地球系统”为特征的新纪元——“人类世”。对珊瑚礁的影响主要在于温室气体排放、全变变暖导致珊瑚白化、死亡事件频发,以及局部的人类活动导致区域尺度的珊瑚群落退化。相对于远离大陆的大洋珊瑚礁,近岸珊瑚礁除受到气候变化的胁迫外,还叠加了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大多呈现急剧退化的趋势,即逐渐过渡到(或已经成为)边缘珊瑚礁。

    南海作为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具有丰富的珊瑚礁和珊瑚群落资源,但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显著的区域之一。近几十年来,南海多地的珊瑚群落出现了珊瑚覆盖度和多样性锐减。然而,珊瑚群落退化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南海北部珊瑚礁管理和资源可持续利用。迫切需要基于了解该区珊瑚群落发育影响及驱动因素,进而采取紧急而有效的管理模式。水下观测可以提供珊瑚覆盖率和多样性的定量评估,但是这种观测在南海和印度太平洋大多数区域都非常缺乏,即使有也无法达到长期、连续监测。制约了全面、深入了解南海珊瑚礁退化历史及其“病因”。

    高精度U-Th放射性同位素定年技术,可以重建珊瑚死亡历史,为珊瑚礁群落动态过程的认识提供丰富的科学依据。研究人员通过高精度U-Th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技术,测定了南海北部涠洲岛约100个块状和枝状的珊瑚样品,并对死亡年代和物种进行了分析,发现南海北部珊瑚大量死亡、珊瑚礁的退化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就已经发生,与“人类世大加速期”吻合,远早于现代观测的记录,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珊瑚死亡频率和程度逐渐增加,并出现珊瑚覆盖率急剧降低和优势种改变等变化。研究还发现陆地上(被抬升)的古珊瑚礁沉积主要由鹿角珊瑚构成,并且其年代分布于晚全新世(3000 yr BP)以来,说明数千年以来南海北部岸礁区很可能是以鹿角珊瑚为优势种的顶级生态模式,而“人类世大加速”后的短短50年,人类活动已经彻底改变了珊瑚礁保持了数千年的发育模式,而逐渐“边缘化”。

    根据珊瑚死亡年代的分布曲线,研究人员将珊瑚死亡高峰与近50年来各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极端气候事件(如冬季冷事件、El Nino高温事件)以及人类活动(如捕鱼、海水养殖、农业开垦、旅游开发、基础建设)一一关联,找出了“病因”,指出该区人类活动的破坏远超气候变化的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研究人员针对Prof. Hughes等提出的“南海珊瑚礁之问”(“The wicked problem of China’s disappearing coral reefs”,详见Hughes, et al. 2013, Conservation Biology)作出了解答。并提出建议:优先根据珊瑚礁生态系统功能,找出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的驱动因子,并根据区域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政策。建议建立有效海洋保护区域体系,以应对区域尺度到全球尺寸珊瑚礁退化;对于严重干扰的近岸珊瑚礁,自我恢复潜力小,应有选择性地培育珊瑚物种和创新的恢复技术;施行长期、持续的珊瑚礁监测方案,以了解近岸珊瑚礁的恢复进程。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6049、41476038)、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团队项目(GML2019GD0206)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A030313142)资助。

    相关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96972035395X

  • 原文来源:http://www.scsio.ac.cn/xwzx/kydt/202101/t20210113_58556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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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ligu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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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珊瑚生物学和珊瑚礁生态学学科组与香港中文大学Put Ang教授合作,在南海珊瑚有性繁殖模式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研究成果分别以“Coral spawning patterns on the Luhuitou fringing reef in Hainan Island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First record of coral split spawning in the genus Acropora at Luhuitou fringing reef,Sanya,China”为题,发表在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和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期刊。 珊瑚的繁殖方式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其中,有性繁殖是通过雌雄配子的结合产生新生个体的方式,这种方式对维持珊瑚种群数量和基因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珊瑚有性繁殖规律对于了解珊瑚的种群变化和演替、恢复力、地理分布和进化、珊瑚礁自然恢复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为珊瑚礁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指导。 据团队前期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共有造礁石珊瑚2个类群16科77属445种,主要分布于南海。迄今为止,对南海造礁石珊瑚有性繁殖模式并未有系统的认识。团队成员对3科(鹿角珊瑚科、裸肋珊瑚科和真叶珊瑚科)5属(鹿角珊瑚属、蔷薇珊瑚属、扁脑珊瑚属、盘星珊瑚属和盔形珊瑚属)22种造礁石珊瑚繁殖模式进行了连续多年 (2009-2021) 原位跟踪监测,基于农历历法进行繁殖数据的分析和整合,发现珊瑚排放配子行为主要发生在农历二月至五月 (表1);鹿角珊瑚为记录排卵最多的珊瑚,其繁殖行为主要发生在农历二月至四月,集中在农历三月。珊瑚有性繁殖时间吻合南海北部表层海水温度上升期。结合历史数据显示,珊瑚排卵同步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温度。表层海水温度在珊瑚排卵前一个月出现明显过低现象,会导致珊瑚有性繁殖时间相应推迟一个月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海域珊瑚排卵的记录,三亚鹿回头海域的珊瑚排卵日分散于满月前,满月日、满月后,甚至发生于新月日,导致难以精准预测珊瑚繁殖日。 此外,研究揭示三亚鹿回头海域珊瑚有性繁殖存在分批现象 (split spawning),即同种珊瑚能够在连续周/月内的多个夜晚排卵。这种现象揭示了一种新的珊瑚有性繁殖策略,即其能够调整有性繁殖时间以适应近岸珊瑚礁多变的环境,从而提高有性繁殖后代存活率。 此项连续研究工作填补了国内关于南海珊瑚繁殖模式研究的空白,明晰了南海造礁石珊瑚有性繁殖行为、时间(周期)以及影响因素,为促进珊瑚种群恢复提供了科学基础,更为基于珊瑚有性繁殖提供浮浪幼虫修复退化珊瑚礁生态系统提供了可能。 相关论文信息:Sun YF., Zhang YY., Jiang L., Yu XL., Huang LT., Yuan T., ... & Huang H. (2024). Coral spawning patterns on the Luhuitou fringing reef in Hainan Island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11, 1418942.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4.1418942 论文第一作者为助理研究员孙有方、副研究员张浴阳,通讯作者为教授Put Ang、副研究员张浴阳和研究员黄晖。 Yu XL., Sun YF., Zhang YY., & Huang H. (2023). First record of coral split spawning in the genus Acropora at Luhuitou fringing reef, Sanya, China.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99 (1):65-66.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5343/bms.2022.0039 论文第一作者为助理研究员俞晓磊,通讯作者为副研究员张浴阳和研究员黄晖。 以上研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广州市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项基金等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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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yanyf@mail.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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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代人类DNA研究,以及来自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个体的第一个基因组,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中亚和南亚人口随时间变化的血统。 该研究于9月5日在线发表在Science and Cell上的一篇论文中,也回答了有关农业起源和南亚和中亚印欧语言来源的长期问题。 来自北美,欧洲,中亚和南亚的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分析了524名从未研究过的古代个体的基因组。这项工作使全球公布的古代基因组总数增加了约25%。 通过将这些基因组相互比较并与之前测序的基因组进行比较,并将信息与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记录放在一起,研究人员从中石器时代填写了许多关于谁生活在该地区不同地区的关键细节。 (大约12000年前)到铁器时代(直到大约2000年前)以及它们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关系。 “通过这么多样本,我们可以发现种群之间的微妙相互作用以及种群内的异常值,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有可能实现,”David Reich说,他是论文和教授的共同高级作者。哈佛医学院Blavatnik研究所的遗传学研究。 “这些研究涉及古欧亚大陆最深刻的两种文化转变 - 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的过渡以及今天从不列颠群岛到南亚的印欧语言的传播 - 以及人们的运动,“两位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和帝国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Vagheesh Narasimhan说。 “这些研究特别重要,因为中亚和南亚是世界上未充分研究的地区。” “这项研究最激动人心的方面之一就是它将遗传学与考古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式,”维也纳大学的科文论文的共同高级作者罗恩·比哈西说。 “在结合来自不同学科的数据,方法和观点之后出现了新的结果,这种综合方法提供了比过去任何一个学科更多的过去信息。” “此外,引入新的抽样方法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骨骼的损害,同时最大限度地从DNA保存通常较差的地区获取遗传数据的机会,”Pinhasi补充说。 语言键 印欧语系 - 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波斯语,俄语,英语,西班牙语,盖尔语和400多种其他语言 - 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语言家族。 几十年来,专家们一直在争论印欧语言如何走向世界遥远的地方。他们是通过牧民从欧亚草原传播的吗?或者他们是否与从安纳托利亚(现今的土耳其)向西和向东移动的农民一起旅行? Reich及其同事撰写的2015年论文表明,印欧语系通过草原抵达欧洲。科学研究现在对南亚提出了类似的案例,表明现今的南亚人几乎没有来自安纳托利亚根源的农民的血统。 “我们可以排除安纳托利亚根源进入南亚的大规模农民,这是'安纳托利亚假说'的核心,即这种运动将农业和印欧语言带入该地区,”Reich说,他也是一名调查员。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布罗德研究所。 “由于没有人发生实质性的变动,这是安纳托利亚假设的最终结果。” 支持印欧语言草原的一个新证据是检测连接印欧语系印地语和巴尔托 - 斯拉夫语系的基因模式。研究人员发现,现在这两个分支的发言人都来自一个草原牧民小组,他们将近5000年前向西迁移到欧洲,然后在接下来的1500年中向东扩散到中亚和南亚。 “这为古代人们的运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印度 - 欧洲这两个分支的其他令人费解的共同语言特征,今天被广阔的地理距离分开,”Reich说。 支持草原起源的第二个证据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该研究中分析的140个现今南亚种群中,少数显示出来自草原的血统显着增加。除了其中一个富含草原的种群之外,其他所有种群都是历史上的牧师群体,包括婆罗门 - 用古印欧语言梵语写成的传统文本保管人。 “发现婆罗门经常拥有比南亚其他群体更多的草原血统,控制其他因素,这为南亚的印欧语言草原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新观点,”Reich说。 “这项研究填补了印度 - 欧洲传播的大部分难题,”共同作者,麻省理工学院遗传学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博士研究所的科学家尼克帕特森说。 “我相信现在可以理解高层图片了。”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现在它正在迅速解决,”他补充道。 “我为此感到非常兴奋。” 农业起源 这些研究为另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提供了信息,这个辩论是关于从狩猎和采集经济到基于农业的经济的变化是否更多地是由人的流动,思想的复制或本地发明所驱动的。 在欧洲,古老的DNA研究表明,农业与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血统有关。 这项新的研究揭示了伊朗和图兰(中亚南部)的类似动态,研究人员发现安纳托利亚相关的血统和农业在同一时间到来。 “这证实了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从安纳托利亚到欧洲的西向路线,还包括从安纳托利亚到东部地区的东部路线,这些路线以前只有狩猎采集团居住,”Pinhasi说。 然后,随着农业在伊朗和图兰占领数千年后向北蔓延到内亚山脉,“祖先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家Michael Frachetti说,撰写科学论文的大部分骨骼抽样的作者。 大约5000年前,研究人员发现,亚洲西南部的祖先随着农业技术向北流动,而西伯利亚或草原血统则向南流入伊朗高原。双向运动模式沿着山脉发生,Frachetti之前展示的走廊是一条“青铜时代的丝绸之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交换了东西方之间的作物和思想。 然而,在南亚,故事似乎有很大不同。研究人员不仅没有发现与安纳托利亚有关的血统的痕迹,这是西部农业传播的标志,但他们在南亚人中发现的伊朗相关血统来自与伊朗古代农民和猎人分离的血统。 - 在这些群体彼此分裂之前的聚集者。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南亚的农业生产不是因为人们从西方早期的农耕文化中迁移出来;相反,当地的觅食者采用了它。 “在大约4,000年前草原牧民带来他们的印欧语言之前,我们没有发现人们大规模进入南亚的证据,”赖希说。 第一次看到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血统 印度河流域从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到阿拉伯海,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在4000到5000年之间蓬勃发展。人们建造了人口数万的城镇。他们使用标准化的重量和措施,并与远在东非的地方交换货物。 但他们是谁? 在此之前,遗传学家无法从埋葬在印度河流域文明考古遗址的骨骼中提取可行的数据,因为南亚低地的炎热和变化的气候已使大多数DNA退化,超出了科学家分析它的能力。 细胞纸改变了这一点。 在对已知最大的印度河流域文明镇(称为Rakhigarhi)的60多个骨骼样本进行筛选后,作者发现了一个带有一丝古老DNA的骨骼样本。经过100多次测序尝试后,他们生成了足够的数据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古代女性的基因组与科学论文中报道的11个其他古代人的基因组相匹配,他们生活在现在的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在已知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交换物的地方。所有12个人都有独特的血统组合,包括与东南亚狩猎采集者有关的血统和与南亚有关的伊朗相关血统。由于这种混合物与当时生活在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大多数人不同,作者提出科学论文中报道的11个人是移民,可能来自印度河流域文明。 12人中没有一人有草原牧民的血统证据,这与该群体尚未抵达南亚的模式一致。 “科学”杂志的文章进一步表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在4,000至3,500年前衰落之后,这12个人所属的群体中的一部分与来自北方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些人来自原始牧民的祖先,形成了祖先的北印第安人。 ,印度当今人口的两个主要祖先人口之一。原始群体的一部分也与来自印度半岛的人混在一起形成另一个主要来源群体 - 祖先南印第安人。 “祖先北印第安人和祖先南印第安人的混合物 - 他们的主要血统都归属于我们测序的印度河流文明个体的人 - 形成了今天南亚人的主要血统,”帕特森说。 “这项研究直接将当今的南亚人与南亚第一个文明的古代人民联系在一起,”Narasimhan补充道。 作者警告说,仅分析一个人的基因组限制了可以得出的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整个人口的结论。 “我最好的猜测是印度河流域文明本身在遗传上极为多样化,”帕特森说。 “额外的基因组肯定会丰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