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的常规模式VS新模式》

  • 来源专题:重大新药创制—政策信息
  • 编译者: 严舒
  • 发布时间:2015-10-30
  • 我经过了十多年跟踪性新药的实践,做了十几个me too、me worse,却痛苦地发现这是自欺欺人的、昂贵的、无效的劳动,十到十五年一个新药研发出来,再生产,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个药成功的可能性是没有的,Me-too新药模式虽然简单,但是开发费用一样昂贵,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我现在不想这样做了,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

    ——黄振华

    做新药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没有捷径。一个新药研发成本大概26亿美金,发现新药对大药厂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投入越来越多,产出却越来越低。对中国医药企业而言,基于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回归到新药的基本目的,从临床中发现新药,打造出真正的Me-only新药是唯一出路。

    常规模式的疑问

    首创新药模式(First-in-class)要求高,多数立项基于基础科学的进步,该模式竞争力强,但是经验不足实力不济的企业容易被大药厂Me-too。大药厂之所以争先恐后做首创新药,其根本原因在于首创新药在市场的顶端优势导致的马太效应。一旦一个新药成为首创新药,该靶点的其他新药就被Me-too,首创新药竞争优势就自然体现了。

    国内企业所谓的First-in-class大多是国外公司研究多年而未成药的靶点或者是学校里面研究的没有经过认可的老“新”靶点。特别是肿瘤领域,靶点日新月异,很多靶点还没有来得及成药就被其他新的靶点淘汰了,而且只要这个靶点有希望,大药厂很容易反超,DPP4抑制剂默克反超诺华就是很好的例子。该模式不适合中国公司。

    快速跟踪性新药模式(Me-too、Me-better、Best-in-class)其实并没有区别,只是在首创新药的夹缝中艰难寻求生存空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公司均采取这样的新药模式。这种模式的时效性非常强,和首创新药上市相差三年内的快速跟踪性新药有一定机会,但是仍面临首创新药马太效应的压制;在首创新药五年后上市的快速跟踪性新药基本上没有机会,其销售没有达峰的时候就被首创新药的仿制药终结。

    中国公司Me-too(better、worse)新药多数比首创新药滞后十年以上。而且,如果这样的模式有机会,国外公司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首创新药开发的同时,把其Back-up的项目推入市场?(多数Back-up对其首创新药来说属于Me-better)或者把同个靶点的多个模块新药同时进入开发?

    很多公司把临床前以及临床的数据中对比首创新药少许的优势认为是一种Me-better,事实上,这样的Me-better上市以后被淘汰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BI的DPP4药物利格列汀(Linagliptin)。当然,如果你真有能力看出首创药物的漏洞,并能找到弥补这些漏洞的优化、评价手段和临床开发办法,敢于投入巨资扩大目标机理的临床用途,那么Best-in-class 无疑可以是很有效的研发策略,如立普妥。但从研发的角度看,找到能在临床上比首创药物更好的跟进药物的难度远超过绝大多数研发企业所能想象。如果首创药物有明显缺陷,如半衰期短、剂量太大,原创公司自己肯定会有跟进药物解决这些问题,基本轮不到其他人。

    综上所述,快速追踪新药模式其风险比First-in-class还要大。

    新模式的疑问

    大药厂花了五六十个亿的项目,不做了,给了你,这个模式赌博的成分太大了,不是说一定不能成功,但是先从商业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国外大药厂不缺资源、资金、人才,就是特别缺新药,为什么会放弃开发一个有价值的项目,送给中国公司开发?

    大药厂因为没有看明白自己项目的数据,把机会留给中国公司,这些人以后还有机会在医药领域工作吗?

    多数国外药厂在中国的研发和销售团队已经非常强大,也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即使只适合中国的项目他们是否应该交给在中国的团队来开发和销售?

    国外小公司有价值的项目大药厂为什么不去接手?

    为什么国外药厂会选择没有新药经验,没有完善的开发团队,没有技术平台支持后期开发的中国公司合作开发?

    另外,很多人在做505(b)(2)这个项目,它被比喻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攀登之旅”。505(b)(2)申报是针对那些已经上市且失去市场独占期的药物,产品包括新适应症、已批准活性成分的新组合、新制剂、剂型、规格、给药途径或给药方案的变化等。专利药过期以后,市场已经被压缩10倍,众多仿制药包围的市场还有多大?多数专利药的制剂技术已经符合临床需求了,505(b)(2)申报剩余的夹缝有多大?中国公司在美国没有生产和销售平台,从事该类新药的竞争力在哪里?505(b)(2)在满足未满足临床需求方面有什么机会?

    Me-only模式

    Me-only是一种特殊的First-in-class,但又有质的不同,普通的First-in-class容易被Me-too,但是Me-only不会被Me-too。Me-only选择了一个没有竞争的领域来满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该模式需要更多的立项调研工作来确定其Me-only的地位,虽然立项困难,但是由于没有竞争其后期的市场风险非常小。me-only有几种方式:

    第一,药物构效关系非常严格,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比如用于抑郁症的锂盐,和它最接近的钠盐除了能让你得高血压外没有其它治疗效果,氯吡格雷、恶唑烷酮也是该类;

    第二,优化途径不广为人知。假如你有独家的动物模型可以筛选活性化合物,那么竞争对手拿到你的首创药物也不知如何继续优化,富马酸二甲酯、吡非尼酮、氯胺酮等很多药物都可以算作这一类;

    第三,机理未知。现在主流的模式是以靶点为中心,但这个模式有个很大缺点就是非常容易被竞争对手跟踪和超越。氯氮平属于这一类,大家只知道这个药效果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好。

    Me-only模式新药,可能是中国公司新药在国际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可行机会,因为不管白猫黑猫,解决问题才有价值,找到一个安全有效的新药满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才是硬道理。

    三个立项要素

    首先,选择合适的专注研究领域。选择适合自身的领域并非易事,但是至少要做到避免进入没有机会的领域。

    比如糖尿病、心脑血管、肿瘤、CNS等,不属于中国公司的常规开发领域。在这些领域的中国公司,如果有足够强大的市场销售网络,可以尝试进行首仿以及破坏外围专利的策略;比如做小池塘里面的大鱼,针对中国临床需求的差异,来研究适合中国临床需求的新药;孤儿药越来越成为新药关注的趋势,特别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孤儿药,比如IPF,以后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首款基因治疗药物——天价药“Glybera”也属于孤儿药的一种。

    第二,打造独有的技术平台的护城河法则。

    新药没有现成的机会,需要深入的探索,只有形成独有技术平台,才有可能得到有竞争力的新药。打造核心技术平台的过程就是加固竞争屏障的过程,就类似护城河越宽,竞争力就越强,形成国际化新药的机会就越多,这是新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Me-too是一种成熟的简单技术,如果只是通过药物化学的手段修饰已有的结构而获得专利就成为新药的想法过于简单,这样的新药确实不需要什么核心竞争力,任何人都可以完成。

    第三,有合格的新药管理领导人。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很多海归没有经历新药研发全过程,没有决策的经验,新药立项简单化的做法是中国目前的普遍现象。新药是一种商业科学,必须产生商业价值,新药的过程才有意义。所以新药团队的领导人必须有充足的商业竞争经验,同时熟知新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运作的各个环节,有效整合各种新药资源,只强调团队,不注重立项的根本问题,团队再强也是无效劳动。

    最核心的是新药团队的领导人有其独到的新药理念来发现未来新药的机会。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新药模式可以复制,如何获得一个有巨大市场价值独家的新药,没有现成路径可以遵循。没有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选择人云亦云的Me-too新药模式投入越多浪费越大。

    三个新药定律

    第一定律:任何同样机理新药无法与仿制药竞争。

    第二定律:First-in-class与Me-too(better)新药竞争中总是胜出。

    第三定律:新药风险守恒定律。

    三十年新药竞争法则

    新药研发需要提前预计三十年竞争情况。立项到上市的研发过程时间超过三十年,上市专利剩余不到十年,竞争后效应包括替代产品的成熟也需要十年。如果在立项的时候不考虑未来三十年的竞争,那么,新药在未来的十多年后会成为企业的包袱。新药上市的十年黄金期无法实现新药的价值,同时会错失了下一个机会。

    来源:同写意/黄振华

  • 原文来源:http://news.bioon.com/article/6674112.html
相关报告
  • 《开源!新药研发新模式》

    • 来源专题:重大新药创制—政策信息
    • 编译者:严舒
    • 发布时间:2015-04-14
    • 本文来源于《E药经理人》2015年3月刊,编译自《科学- 转化医学杂志》第1 7 1期,原文标题:An End to the Myth: There Is No DrugDevelopment Pipeline 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现行的药物研发体系不合时宜、不具备可持续性,它正在让患者,这个最重要的客户失望。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费用总计要超过10亿美元,时间在10~15年之间。而新药进入Ⅰ期临床阶段的淘汰率更高达92%。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亟需新疗法的患者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现行研发模式难以为继 7000种罕见的基因疾病中,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的治疗手段。这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此类患者人口比重低、地理位置分散,所以企业和研究机构对进行临床和转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进行充分搜集变得十分困难。而缺乏明确的报销政策也让针对这些罕见病的新药研发看不到收益希望。 尽管监管力度增大、经济形势低迷等外部压力让新药研发和审批进程放缓,但最关键的问题出在研发体系本身。它诞生于工业时代,也适应了那个时代原材料极度缺乏、各行业高度竞争的特点,但是现在它既不能很好地促进转化研究,也不能更加科学地对研发过程进行管控,还不能让新药上市与报销政策尽快地接轨。 现行的药物研发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闭合的线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最开始的确认靶点到最后的批准化合物虽然构成了线性的完整流程,但是各环节相互之间却是割裂的。它把复杂的研发过程过度简单化,所以药物研发所涉及的主要参与者以研发过程线性化的理念,习惯性地选择研发系统和管理工具用来指导自己的项目。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研发过程的各组成部分存在平行、重复、各顾各的问题。 然而,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商品。而信息的高度充裕也为不同行业主体之间从竞争转向开源合作模式提供可能。这种开放、多方协作的模式已经在诸如音乐、出版、半导体、软件开发等信息产业中获得成功。 生物科技公司、大型制药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医疗保险公司、患者福利组织、学术专家、行业研究机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意识到药物研发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它超越了各个部分的局部诉求,需要各个部分紧密协作。而合作的前提就是建立一种开源合作模式,让新药研发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都能以一个清晰的结构聚拢,从而让整个研发体系也变得清晰、高效。 那么,在信息时代下的研发新模式都需要什么? 新型研发模式需要能够把具备基础科研和转化医学能力的科学家资源、临床服务资源、客户资源、患者资源、行业组织资源,以及政策、监管、报销方面的专家资源,统一于一个系统之内。让这些彼此差异性巨大的参与者能够顺利协同,共同服务于药物研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可以是重新梳理转化科学的整个生态系统。基于整个转化科学生态系统的研发新模式本质的特征就是公开与透明。这种模式追求建立一种开放、合作、协同的新药研发系统。在此系统中,参与者在研发过程中的不同动机被弱化,同时,研发过程中由参与者所造成的细微差别得到承认。它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种从系统和整体出发的视角,而非只专注于传统研发模式中单独的部分。现行的研发模式过多强调研发过程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边界,系统思考要求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药物研发,研发过程中的各个子过程相互之间紧密联系,不再是彼此分割而形成循环往复的反馈机制。 在这一过程中,与患者用药安全、药品福利、疾病护理相关的机构组织的作用应该被格外重视。因为这些组织往往对于某一疾病有着长期、深入的关注和研究。而新药研发经常因为Ⅱ、Ⅲ期临床试验入组患者例数未达标而延迟。将这些机构组织在新药研发和临床前研究的早期阶段充分引入,利用它们手中的患者资源和疾病资源,可以缩短整个研发时间轴,增强整个研发体系的协同效益,从而使新分子实体研发投入减少两亿美元甚至更多。 此外,新药研发高度依赖于一般性基础设施、共享工具和研究各方的合作意愿,即以研制出新药作为优先级对整个研发过程重新架构。 引入上述新型研发模式之后,一般性基础设施、共享工具在一个更有整体性的系统中就具备了开源的特征。共享后的数据集合比任何独立的研究者或机构所能建立的数据集合在数量上更大、可用性上更强。比如高质量抗体等常用工具的普及就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实现数据共享则离不开将竞争前阶段扩展到临床试验的Ⅱ期b阶段,只有如此制药企业才能够把竞争重点从确认最佳的药物靶点转移到研制最佳药物上来。而竞争前阶段想要得到延展则又离不开共享此前被认为具有专利权的数据信息,比如临床前研究数据和失败的临床试验数据。而这一经验在其他行业已经得到证明,比如半导体行业。其经验显示,大规模的公私合作项目投入、与大学内研究机构的深度结合、为研究人员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对于进入竞争阶段前的开放合作至关重要。在这一个系统当中,所有参与者都应该能在竞争前阶段进行合作时得到相应的奖励和补偿,如此才能让新药研发具有可持续性。 这个新模式的重点就是转变研发文化,使新药研发更有效率。这种转变要求药物研发的所有参与者都以最终产出新药作为目标,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研发互动和彼此竞争的系统设计之中,让各方从专利保护的过分担忧和研发者内在的骄傲心理中解放出来。毕竟,药物研发的最终目标在所有人心中都是一样的:把安全、有效的药物,用尽量少的时间、尽量经济的价格,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消费者。 而这种药物研发的新模式所遇到的挑战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比如,虽然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为私营企业进行新药研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资料,但这些公共课题往往还在研究那些已经被充分定义过的蛋白质。例如,200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超过65%的研究对象仍然是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大量研究过的50个蛋白质。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此类研究所关注的只是人类疾病中所显示出的一小部分基因和蛋白质。因此,还有数量巨大的药物靶点仍未被研究发现。 虽然研发界一直对人类未知基因组的探索抱有兴趣,但是想要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研发者必须提供大量的背景资料和理论支持。所以,在现行的公立项目中,对于此类未知探索的项目经常得不到资助。这造成很多蛋白质仍然没有被标识,而很多潜在的新药靶点也没有被发现。 另外,现在研究人员对不同疾病的认定主要来自于这些疾病的表型特征,但往往忽视了它们背后生物通路的相似性。不同疾病之间虽然分子通路不同,但本质上,疾病的生物学原理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构成细胞和组织的通路并非是线性的,它们相互之间高度连接并有着多重的信息闭环。这些信息闭环之间又产生出数量巨大的细微差别。 新型研发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公立机构、私人企业、个人愿意主动承担由这一巨变所带来的风险。除了企业和公立研究机构以外,更多的研发主体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参与权。而对于每一个正在忍受疾病困扰的个人、家庭,他们对于这种新药研发模式带来的风险具有更高接受度。
  • 《分散式风电发展聚焦新市场、新技术、新模式》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19-08-27
    • 从2011年到2019年,从国家首次明确分散式风电的开发思路到颁布《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分散式风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探索到突破的近十年发展历程。如今,国内已有陕西、安徽、河北、黑龙江、湖北等超10省市出台分散式风电规划,总容量超1000万千瓦,分散式风电也逐渐成为各地市撬动产业经济,探索风电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未来,市场化交易、绿色港口电力建设、综合能源服务将成为分散式风电所面临的新的发展机会。这是8月23日召开的“2019中国第二届分散式风电暨智慧.平价.友好型风电研讨会”上所透露出的信息。 新市场、新机遇 自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经过4年的纵深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改革为新能源发展带来新机遇。 “新能源电力市场交易的范围、规模和类型一直在扩大和加快,参与新能源电力交易的省份也由2015年的1个增加到2018年的13个,并且还在增加。”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王红野指出,“这意味着电力市场化交易不但增加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更是降低了装机大省弃风、弃光率,促进了新能源的消纳和发展。” 一组数字显示:2019国网上半年省间清洁能源消纳19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其中新能源省间外送电量4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2%。 对此,领航智库副总裁、《能源》杂志副总编王秀强也持同样的态度。他认为,分散式风电的运营突破口在于电力市场化交易,因为有着明显的近负荷优势, “隔墙售电”合法化、110kv电压等级之内可就近销售电量等政策均给分散式风电的发展带来了系列利好。以蒙东地区为例,2018年新核准风电标杆电价0.45元/Kwh,若选择与一般工商业用户市场交易,交易电价为0.702元/千瓦时(目录电价下调10%),在3000小时利用小时数下,项目内部收益率将提高到10个点以上。 除了市场化交易,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陶冶认为基于“绿色港口建设”需求下的分散式风电发展不容小觑。 “随着我国港口吞吐规模不断增加,用能需求显著增强,岸电改造潜力巨大。考虑到港口及周边可用土地因素、风电终端港口电力消费占比,‘十三五’期间港口分散式风电可开发规模在3GW以上。”陶冶指出。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也在会议上指出,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是推动我国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我国中东南部十九省风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10亿,目前仅开发11%,未来分散式风电还存在众多机遇,大有可为。 来自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技术运营总监邢涛为与会者展示了一组数字:由于分散式风电项目装机容量差异较大、接入方式多样,投资差异也较大。经测算,分散式风电按照110kV接入方案,单位千瓦动态投资为7600~7800元;35kV接入方案单位千瓦动态投资为7300~10150元;而集中式风电项目单位千瓦动态投资水平处于6800~7800元,分散式风电项目投资水平高于集中式项目。 这意味着,分散式风电开发还需要更全面、专业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开发方降低前期投资风险,降低开发成本,从而提高后期收益率水平。 金风科技是业内风电数据持有最大的企业。金风科技风能研究院风资源技术总监王海斌指出,依托6000多台测风塔与3万多台机组数据,金风科技专门针对分散式风电痛点,形成了从测风到风电场设计降本方案,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控运维模式,并持续改善风机设备的环境友好度,助力分散式风电实现深度定制。 同样带来分散式风电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还有上海电气。“随着平价时代的到来,风电指导电价也在降低,增加分散式项目自发自用的消纳比例,是实现项目未来稳定收益的最佳选择”,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常春阳说,“目前上海电气已形成从风资源评估到风电场设计,从数字化产品到主动运维服务,结合更可靠且性能更优异的风电机组,搭配定制化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能够应对分散式风电市场各种各样的项目形式,实现项目降本增效的需求。” 针对风电运维成本高、影响效益的现存情况,宁波天扬工业新技术有限公司总工杨继新指出,要将风电运维从“事后维修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智能润滑对分散式风电实现“无人值守、少人运维”的目标意义重大。据杨继新总工介绍,其智能润滑产品已在某风场的两台机组齿轮箱上使用18个月,油品状况保持良好、可大幅度延长轴承与齿轮寿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频率、降低维护成本。 自维斯塔斯销售第一台商业化风机至今,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惠剑为与会专家分享了《四十不惑,维斯塔斯全球分散式风电成功经验与秘密武器》主题演讲。他认为,高可靠性的产品解决方案是商业项目成功的前提,基于此维斯塔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基于先进可靠的4MW平台技术新机型V155-3.3 MW,成熟的4 MW平台久经验证,在全球44个国家累计装机超过24GW,是值得信赖的平台机组,其优异表现将助力中国低风速区域和分散式风电发展。 来自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风能设计院的张伟副院长指出,明阳智能分散式风电场一体化评估系统是其在对分散式风电开发新模式的探索中,基于其自主研发的DMS(Deep Matrix Space)风电场数字化解决方案平台并集成了负荷/消纳评估模块的分散式风电场可行性快速评估系统,并可对风电场评估过程中的全过程实现可视化展示,相比传统评估方式可节省90%以上的工作量。 分散式风电仍需突破 从2018年元年至今,分散式风电虽然落地了一些项目,但仍有诸多问题和痛点制约着其发展,如何进一步明确接入定义、降低非技术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专业的勘测手段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冯凯辉看来,分散式风电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利用自身分布式优势获取典型的应用场景;其次要考虑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承载力,考虑电网调峰和输送通道等约束确定全省整体的承载力,将各个配电网的承载力作为省内新能源布局优化的考量条件;最后,则是要重视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同时,多名与会嘉宾认为,未来的分散式风电可以探索多种运营模式相结合,并根据用户需求延伸,以微电网、多能互补形式向综合能源服务方向发展。 最后,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本次会议当天议程。“2019中国第二届分散式风电暨智慧.平价.友好型风电研讨会”由北极星电力网、上海电力大学联合主办,并得到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深圳市清洁能源研究院、新疆金风科技股份公司、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普优斯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天扬工业新技术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