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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两座特大城市，GDP超10000亿》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12-14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不断向大城市涌动，造就了一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今天我们来看看长江经济带的两座特大城市。

    首先第一座是：南京，是江苏省会、副省级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全市下辖11个区，总面积6587km，常住人口827万人，是长三角及华东唯一的特大城市。

    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四大古都中唯一未做过异族政权首都的古都，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京地处中国东部、长江下游、濒江近海，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也是东部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

    同时，南京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节点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南京的GDP达10503亿元人民币。

    第二座城市是成都。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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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经济带如何城镇化》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07-27
    •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各省市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目前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川渝三大城市群以及若干实力比较雄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上中下游比较来看，城镇化水平差距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居民收入差距大。需要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镇体系，使其尽快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带。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尤其需要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贯穿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全过程，加快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把长江上游地区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等生态极度脆弱地区的农村居民吸引下来，就近或到中下游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尽快改变他们的贫困状态，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具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人口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区域，每个省转移人口规模都在1000万以上，重庆市转移人口规模在800万以上。转出地存在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的问题，将来会出现留守老人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且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市民后，继而将整个家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存在放大效应。这将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长江上游地区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居住人口众多，保护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举、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把减少上游地区农村人口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尽可能吸引他们就近到城市和城镇就业或转移到中下游地区。 　　要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上游地区城市规模，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加快发展，提高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 　　长江下游地区跨省（市）流入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多，要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城镇化的着力点。 　　重点将城镇户籍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向农业转移人口延伸和覆盖，并将满足一定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 　　“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坚持“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原则，在收费、管理等方面与户籍人口子女同等待遇；在医疗卫生方面，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城市居民同等的传染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妇幼保健等免费服务；在劳动用工方面，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在社会保障方面，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住房方面，多渠道提供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居住条件；在维护权益方面，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救助。 　　发挥城市群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围绕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超大城市，初步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 　　这几大城市群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集中流入的地区，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也比沿江其他地区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继续发挥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加强城市群的科学规划，建立城市群的区域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城市群内的各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迈进，中小城市提升产业功能和吸纳能力、小城镇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增强城市群区域的产业集聚能力和人口承载能力。 　　同时，拓展长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强化江淮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接，推动两大城市群融合发展。 　　增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竞争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散化发展和武汉大都市组团式发展。 　　促进武汉市城市功能向外疏解，将其部分功能向周边转移，提高中小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加强重庆、成都城市之间的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打造带动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引擎和开放门户。 　　除此之外，应通过三大城市群辐射带动三大经济区。 　　其中长三角经济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依托，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辐射江西省的上饶、景德镇、鹰潭等地区。 　　该经济区自然禀赋优良、经济基础雄厚、城市体系合理、科教文化发达，已成为全国基础设施最完善、经济实力最雄厚、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苏北地区、浙南地区、安徽省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要通过统一规划、加强合作、基础设施对接等举措，实现经济区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经济区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依托，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该经济区要在加快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实力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宜昌、襄阳、恩施、怀化、永州、耒阳、吉首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根本解决武陵山等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落后问题。 　　长江上游经济区以川渝城市群为依托，包括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 　　该经济区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吸引要素在沿江城市布局，加快港口城市发展；根本解决乌蒙山等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切实采取措施治理石漠化，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地级市的土地面积一般1万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至800万人。其中心城区的人口约50万～150万人，是该行政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已成为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选择。 　　长江经济带内共有125个地级市，除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湘东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内的56个城市之外，仍有69个城市在城市群之外。 　　这些城市远离特大城市，难以接受大都市的辐射和带动，其自身也担负着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重任。　 　　需要在进一步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质量。增强对产业的吸纳能力，扩大城市的规模。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这些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首先应把城市增长“绿色化”作为优先任务，不断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强度，努力构建资源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城市。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和治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维护城市生态环保安全；同时，秉持节能和可再生的原则，加大生产、生活、交通等领域的节能环保力度，建设绿色城市。国家应支持泸州、襄阳、长沙、南昌、九江、上饶、苏州、湖州、宁波、衢州等城市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建设生态宜居为特色的绿色城市。 　　其次应注重历史文化底蕴的生态构建，凸显城市人文化、人性化、自然化、情调化、生活艺术化的形态，加快建设人文城市。 　　深度挖掘经济带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和人文资源，突出城市文化差异和个性化发展，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支持人文城市建设。 　　发掘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湘文化、楚文化及江南文化、民族文化、码头文化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建设一批个性鲜明的人文城市，形成山水江城交相辉映的格局。 　　再者应增强城市产业支撑力。 　　按照产业集聚、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原则，引导企业向园区、园区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鼓励和支持产业集群的培育，构建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产业的根植性。 　　进一步加大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的支持力度，支持园区加快发展，提高园区对产业的吸纳能力。 　　鼓励和支持特大城市、大城市规划建设新的产业集中区，实现产业与城市发展相互依托、同步建设，逐步向外转移主城区的部分功能，实现产城融合、产城一体。 　　不断完善城市市政、公用等配套功能，优先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和其他商业、金融服务业。中小城市的园区建设，要依托现有城市基础，适当进行功能分区，实现功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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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志武：全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9-03-25
    •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审査《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表明了习总书记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原则与思路，而且表明了习总书记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各项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长江经济带概况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长江流域提供了我国36.5%的水资源、48%的可开发水电资源、52.5%的内河通航里程，是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线路等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连接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长江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目前长江干线货运量约20亿吨，位居全球内河第一，分别为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4倍和10倍。长江经济带面积205.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约21.4%，国内生产总值23.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约40.9%。 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提出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发展新阶段，党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并将其与“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作为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 长江经济带东起长三角地区、西至云贵高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及贵州等11个省（市），包括中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也连接着中国十分贫困的地区。长江经济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中小”并肩。即长江经济带内包涵了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几乎所有样态，既有上海这类特大都市，有武汉、重庆这类区域中心城市，也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数以千计的镇，数以万计的村庄。 “大中小”并肩，城乡发展不平衡突出。二是“高中低”皆有。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高端、中端、低端皆有，既有亟需弥补的短板，也有亟待去掉的产能；这个经济带内的广大人群中，高收入者不少，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但低收人者亦不少，亟待脱贫的贫困人口者众。三是“强中弱”共存。同在一江之畔，但所处发展阶段差异不小，综合经济实力有着明显的强、中、弱之别；而长江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有保护得已很完备的地区，也有相当多的生态脆弱地区，“大保护”的迫切性较高。 建设长江经济带’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1/5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 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成就 历史地看，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推进虽然有成效，但不够显著。特别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现象极普遍，严重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为了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政策优势、经济优势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中央希望相关区域通过合作扩大优势，希望沿海的改革开放势头传递到内地，以此积极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协作发展。 1993年，长江经济带10省市〈现在是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165.8亿元，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26%。到2014年，这个比重提高到44.72%。1993年，10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全国的占比为20.21%，2014年该比重上升到41.25%。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长江还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纽带，长江经济带将支撑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有必要指出的是，20年间长江水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峡工程动工前的1993年，长江中上游河道水浅流急，货运能力十分有限，当年长江干流水运量为3.6亿吨，进出川运量为950万吨。2014年,沿江经济发展和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高峡平湖”，使长江干流水运量达20.6亿吨，为1993年的5.7倍，连续10年位居世界内河水运榜首；2014年通过三峡船闸（即进出川、渝）货运量为1.19亿吨，比1993年增长10倍以上。同时，货物结构不断优化。这为国家实施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与沿海和其它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以长江口三角区为龙头、以长江中游省区为脊梁、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新的经济带，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紧迫性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3个地区，覆盖11个省、市，特别是近些年来，东西部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困难较多，进展缓慢，并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 （一）观念陈旧 目前仍有很多沿线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理解存在偏差，地方更多的是强调“布局更多的项目和产业园”，习惯于“大投资、大产出”的粗放型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二）各自为政 长江经济带涉及沿江几百个大中小城市，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域内的各省市都逐步提出了各自的沿江发展战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建立了经济合作区和城市圈，它们对更大范围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并不高。不仅如此，各地城市政府从地方利益最大化出发，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在招商引资、市场建设、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恶性竞争、互设藩篱和重复建设。这样，一个整体的大市场就被人为地分割成若干较为独立的小市场,市场的割据带来了产业的同质化。以汽车工业为例，长江经济带内的上海、武汉、重庆、南京、芜湖、合肥、成都等地，几乎都把汽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趋同化现象严重，产业空间布局的集群化和一体化程度不高。在许多情况下，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各地区的相对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严重影响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开发。 （三）航运“梗阻”传统的长江自然是航运为王。但如今的长江航运也是面临一堆困境。有人总结了三大难题：连续性差、通达性差和航运设施落后。 长江干流总长6300公里，能够连续通航的里程却只有不到3000公里;绝大部分运量集中在中下游河段，但这部分通航里程仅占干流通航总里程的49%。 同时，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也在人为阻断长江的连续通航能力。比如，三峡船闸的设计通航能力已经落后现实，2011年时船闸通过量就已经超过1亿吨，提前20年达到了设计能力。毎年三峡船闸都要大修，造成大量船只积压，有时船过一次闸都得等上60多个小时，比铁路临时停车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其次，长江干线航道总体上呈“两头深（上下游）、中间浅（中游）；两头通（上下游）、中间堵（中游）”的状况。中游航运整体上还处于自然状态，万吨级船队无法在枯水期重载运行。最后，长江干流航运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十分突出，航道狭窄、港域不足。上游许多码头机械化程度低下。在长江行驶的船舶不仅船型杂乱、标准化程度低，而且不少动力的技术状态还停留在上世纪60-70年代水平。 （四）污染严重 仅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一切。据统计，长江作为水源地，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沿线化工产量约占全国的46%，长江干线港口危化品吞吐量已达1.7亿吨，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种类超过250种。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大量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生产力因航运便利，都集聚在长江沿岸，可以说，长江流域一些江段岸线基本被化工项目所占领。 由于长江沿线城市人口密集，规模以上的排污口有6000多个。众多工业、生活废水往往直接排入长江。近年来的调査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其中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差不多相当于一条黄河那么多的污水排进了长江。 （五）无序开发 长江水利的开发一直是一块大肥肉，围绕着这一条江的利益可谓纷繁复杂。前些年，因为西部发展造成的电荒，很多长江上游省份开始打起长江干支流水电站的主意。 根据《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在长江干流宜宾至重庆河段，自上而下还规划了三级水利枢纽：石硼、朱杨溪和小南海水电站，规划总库容81亿立方米。在金沙江河段，中下游规划兴建梯级电站共12座，装机总容量为5858万千瓦，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同时，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梯级开发和规划也大规模启动。其中岷江干流规划了17个梯级电站，大渡河干流规划了24个梯级，雅砻江干流规划了21个梯级，乌江干流规划了12个梯级，嘉陵江干流规划了17个梯级枢纽，再加上这些河流的各级支流业已形成的大大小小梯级开发态势，整个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一发不可收。可以想象，这些已建、在建和规划中待建的密密麻麻的各级水电站，将完整的一条长江不断“熔断”，照此下去，未来的长江上游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水库群，不再是一条奔腾、流淌的真正意义上的河流。这对长江的航运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 （一）尊重规律，科学发展 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河流，总量9616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9513亿m³，地下水资源2463亿m³，重复水量2360亿m³，几乎是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是黄河的20倍。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确保长江流域实现持续发展，使一代又一代人能够在长江流域持续生产和生活，把长江流域建设得更加美好，就必须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黄河曾经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对其带来的严重破坏，这些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正如艾伦·格林斯潘说过的，“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从而改善生活品质。”从长江经济带目前的形势来看，生态保护任务最重的还是在西部这一段，即长江流域的上游（河源一一宜昌）。大面积的崇山峻岭，水土保持困难，除了几个比较成熟的城市圈，其他地方发展经济的代价极大，特别是生态的代价极大。在江西的湖口以下，是长江流域的下游，属于中国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同样也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目前面临着去产能、调结构的重大任务。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坚决避免重复走“资源消耗＋牺牲环境”的路子，超越“自然资源^传统机器大生产”的思维模式，走出“利益个体＋公地悲剧”的发展格局。保护长江，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生存环境，就是保护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益，就是对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二）立足创新，智慧发展 1.整体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核心任务还是一体化问题，即对长江经济带内11个省市坚持一体建设、共同发展的整体思维。加强流域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合作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培育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抓紧解决沿江工业、港口岸线无序发展的问题。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和协调发展带。 2.绿色发展。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应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坚持绿色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3.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明显；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这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决改变行政藩篱、市场壁垒、盲目开发、碎片发展的落后格局，走协作协同、合格共赢的发展新路子。 4.错位发展。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之间要立足本地物产资源、历史传统和社会人文优势，明确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区域功能与产业定位，形成全面谋划、分工明确、结构合理、错位发展的长江利益共同体。在长江经济带，尚有发展空间的主要是在中游地区，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鄱阳湖地区与江淮城市圈。在这些地区，一些大城市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服务业，在山区以发展林业与林下经济为主，重在生态保护。因此，适合制造业的地区主要是在位于大城市与山区之间的丘陵地区。比如在湖北大别山的红安县，拥有大面积的丘陵地区，用于发展新型工业园区，工厂逐层建设，被称为“工业梯田”，走出了一条土地综合有效利用的新路子。在长江经济带，要探索“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林则林”的生态发展之路，避免同质化竞争。 5．智能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互联网经济将成为创新型经济的主要形态和实施创新驱动和新战略的重要载体。长江经济带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率先实现转型升级，引领国家科技经济占领发展至高点。长江经济带必须走新技术和新型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人联网和物联网作为振兴经济的新兴产业，重新布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镇化格局，从而形成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运转形态。换句话说,“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制造”与“智能生活”结合起来，在长江经济带形成新的社会分工、生产组织结构、消费模式、居住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三）创建机制，保障发展 1.创建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国家成立长江经济带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领导、规划、协调和指导。沿江省市也要相应成立本地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工作小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2.创建公共服务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与责任，完善上游政府、中游政府、下游政府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横向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建设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长江经济带不仅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而且形成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共同体。 3.创建统一开放的市场机制。市场、开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要淡化GDP的考核，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实行统一管理。打破条块分割及行政区域的局限，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推进长江流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发展，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方面促进自由流动。其次，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根据市场原则，协调好合作收益和成本分担补偿，保障各利益主体能够在专业化分工中获益。推进下游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序向中游和上游地区转移，国家应从财税补贴、土地指标供给，给予退出地区和承接地区双向支持;对因区域统一分工而居于配角或因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而限制发展的地区，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上给予充分支持。再次，积极推进长江沿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农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探索长江经济带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体制等等。 4.创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决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不同情况，实施民主科学决策。如对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等方面的决策，这是已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对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的事项的决策，则要用“慢思维”，有时要做减法。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选优。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要坚持民主科学决策，绝对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和发展而盲目决策。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建设和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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