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聚焦艾滋病应对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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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谈与中国的抗艾合作》

    • 来源专题:艾滋病防治
    • 编译者:李越
    • 发布时间:2011-06-09
    •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8月,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361599人,包括艾滋病病人127203例和死亡报告65104例。不过,UNAIDS估算,有20万-56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还未能进入官方统计。   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和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异性传播占据艾滋病毒感染首位,占44.3%,其次是吸毒占32.2%,同性传播占14.7%,通过商业捐献和输入受到感染的血液和血制品的占7.08%。异性传播与血液感染这两个指标表明,中国在应对艾滋病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而依据UNAIDS与中国政府联合作出的评估,中国在艾滋病的歧视、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携带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遗憾的是,UNAIDS与中国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比如“全球防治艾滋、结核病和疟疾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近日就冻结了一笔原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上亿美元的援助金,并指责中国政府在资金使用中存在管理不当、不透明。   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于2011年6月8日至10日在纽约召开。届时,各国代表将共同审核全球艾滋病应对的进度,并对其未来进程作出规划。会议召开前夕,南方周末就中国防艾现状、UNAIDS与中国合作等问题专访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Michel Sidibé)。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全球基金”冻结了给予中国上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的援助资金一事?   米歇尔·西迪贝(以下称“西迪贝”):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我对中国政府这十年来为艾滋病所作出的努力深信不疑。中国政府在这十年间建立了亚洲发展最快、受众最多的艾滋病防范治疗体系,艾滋病死亡率也极大地降低——实际上是降低了64%。当然,吸毒者、男同性恋是高危人群。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在此问题上的交流也显著增多。   南方周末:所以你对中国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合作是满意的?   西迪贝:当然满意。我看到中国的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我们刚开始和中国政府合作时,中国还没有出台“四免一补”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推动了艾滋防范工作的整体进程。中国人民从中受益很多。什么事都不是一天之内就能改变的,中国的艾滋病防范工作也需要时间。   南方周末:那么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中还出现过其他的问题或麻烦吗?   西迪贝:你在任何工作中都会遇到困难。比如,为了推动了美国政府完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相关法律,我们花了整整20年时间。和中国政府的协商也遇到了困难,但相比其他许多国家,和中国的合作还是令人满意的。即使有困难,包括在一些重要意见上有分歧,但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是在取得进展。我认为在政策推动方面,中国效率比美国还高。我们和中国合作,并非局限于中国、眼下,而是全球防艾的未来。   南方周末:国际上有人指责中国的政府缺乏实际的基层工作。你怎么看?   西迪贝: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不过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具体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接受治疗的人数这几年增长非常迅速,2002年的时候还是零,现在则超过8.6万人。更好地支持和推进民间组织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和中国政府在努力的方向。我们负责与中国磋商保证其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而中国自己掌握具体实施的速度。   南方周末:你希望中国在国际抗艾工作中发挥哪些作用?   西迪贝:首先,我觉得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和非洲的友好关系。有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工作,而非洲是艾滋病的“重灾区”:230万感染者,有上百万的人无法接受任何治疗,每年依然有不少新生儿携带艾滋病毒出生。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强化南南合作,在对非投资中将艾滋防范工作纳入考虑范围,因为艾滋病问题是该地区的首要问题。另外中国也能够为非洲提供新的技术方面的支持。   南方周末:对于UNAIDS来说,中国面临艾滋防治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数据表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这几年艾滋病的情况都比较严峻。   西迪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艾滋工作服务提供环节,国家层面的决策需要在地方得到更好的落实。中国还需要更注意性工作者、吸毒者、男同性恋等高危人群的防范工作。去年32%的艾滋新感染病人是男同性恋者。   南方周末:马上就要召开201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主要想解决哪些问题?   西迪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3000万人被艾滋病杀死,现在全世界范围内HIV携带者还有3300万人。过去十年中,超过60个国家新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人数下降——此前这样的艾滋病防范的“样板国家”只有乌干达、塞内加尔和泰国,而现在我们有了六十多个在减少艾滋病新感染人数的国家。我们期待艾滋病防治工作从危机管理过渡到“变革管理”,即从应对艾滋病为人类带来的危机,转向更加适应世界变化的管理方式。我们期望在2015年能实现没有任何一个儿童携带HIV病毒诞生,希望会议能有力地推动着我们向这个目标迈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这次会议向人们传达以下信息:我们呼唤科技创新,因为科技的发展能提高人类治愈艾滋的机会并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接受治疗。全球仍有1000万人在等待治疗,而最近新的研究发现,HIV感染者在感染初期接受一种治疗,可以将病毒传播风险降低96%,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原题为:我们和中国合作,着眼于全球防艾的未来——访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
  • 《中国的艾滋病应对——聚焦权利》

    • 来源专题:艾滋病防治
    • 编译者:李越
    • 发布时间:2011-05-31
    • 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易感艾滋病脆弱人群的权利是艾滋病应对过程中的关键。联合国认为,通过不断扩大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的可及性、消除歧视、保护受影响和感染者人群的权利,中国将能够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6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自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的25年里,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断加强,日益有效——预防了很多新发感染,中国数以千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得到拯救。 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进一步加强艾滋病的应对相当重要,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艾滋病仍在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2009年,估计中国有48000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6000人死于艾滋病。 显然,随着中国的艾滋病应对日益成熟,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权利的保护将成为成功应对的关键。正如其他很多国家,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如何通过加强在高危人群中的预防服务以阻止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特别是卖淫和嫖娼、注射吸毒者和男男性行为者。另一个挑战是保证需要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治疗,从而拯救生命、预防包括母婴传播在内的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 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高并且在迅速上升,使这一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如,有的地区,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感染率从2006年的10.4%增至2009年的19.2%。并且,2009年估计近三分之一的新增感染发生在男男性行为者中。迅速加强对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应对对遏制艾滋病的流行至关重要,这需要通过采取行动消除污名化与歧视得到实现。 加强这方面工作的关键就是要优先付出努力去保护高危人群的权利,保证他们不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保密、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上的平等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相关政策必须全面落实。必须采取行动消除来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家人、大众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另外,使青年人形成没有歧视的价值观并接受性教育是可持续的认识和态度改变的关键。 对侵权、污名化和歧视的恐惧会导致相关人群不愿意寻求或接受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因此,正在起草的五年行动计划强调保护权利和消除歧视至关重要。 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也是成功应对艾滋病的关键。这些社会组织更能接触到难以接触和被歧视的群体,而这些人群通常不愿意寻求和接受政府的服务。如果要使社会组织在中国应对艾滋病的过程中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需要采取措施保证这些组织能够合法注册、寻求资金支持并在法律框架下开展工作。公民社会组织不仅能够在服务提供上扮演重要角色,还能代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表达他们的需求和忧虑。 进一步增强所需的应对工作以遏制和扭转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并不容易,但是,中国有能力、也有资源去做。中国正在准备下一个艾滋病防治五年行动计划(2011年到2015年),现在正是制定目标、优先领域、分配资源的时候,去履行中国政府对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出的承诺。联合国驻华系统将继续支持中国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承诺,促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更加努力地推动实现联合国的愿景——无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无艾滋病相关死亡、无艾滋病相关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