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ia | 上海药物所发现孤儿受体GPR149调控髓鞘的发育与再生》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2-07-06
  •   髓鞘是包裹在神经轴突外的一层电绝缘膜,可提高神经系统电信号的传导速率,并为神经元提供营养和代谢支持。髓鞘损伤不仅会严重影响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从而造成视觉、感觉、运动、认知等功能性障碍,并会进一步引起神经损伤和退化,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髓鞘损伤可见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多发性硬化症、自闭症、亨廷顿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阿尔兹海默症等。髓鞘再生修复对于患者视觉、感觉、运动、认知等功能恢复至关重要。因此,促髓鞘再生修复靶点的发现与药物研发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2022年6月27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谢欣课题组在Glia上发表了题为“The orphan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R149 is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myelination and remyelination”的研究成果,首次报道了G蛋白偶联受体(GPCR)GPR149具有调控髓鞘发育与再生的功能。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髓鞘由少突胶质细胞(Oligodendrocyte,OL)形成。在发育的过程中,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Oligodendrocyte precursor cell, OPC)通过多个阶段的转变分化为成熟的少突胶质细胞。在成体中OPC也广泛存在且数量丰富。通过系统筛选表达于OPC及OL的GPCR,研究团队发现GPR149高表达于OPC,且在OPC向OL分化的过程中表达量下调,提示GPR149可能参与调控OPC的分化。
      GPR149是一个孤儿受体,没有已知配体,且其下游信号转导机制也不清楚,鲜有关于GPR149生理功能的报道。为研究GPR149的功能,团队构建了GPR149敲除的小鼠。在发育过程中,GPR149敲除小鼠髓鞘的发育比同窝野生型小鼠提前。GPR149敲除对OPC的增殖没有明显影响,而是促进OPC向成熟OL的分化效率,并增强髓鞘形成。在Cuprizone诱导的脱髓鞘动物模型中,GPR149敲除可显著增强髓鞘的再生修复(图1)。研究团队早期发现并报道抑制MAPK/ERK信号通路可促进OPC向OL的分化和髓鞘再生修复(Glia, 2019;67(7):1320-1332)。MAPK/ERK信号通路也常被GPCR调控,研究团队发现过表达GPR149可以激活ERK1/2,并抑制OPC的分化。而MEK抑制剂PD0325901可以抑制ERK1/2,并解除GPR149对OPC分化的抑制作用。该研究表明GPR149可能通过激活MAPK/ERK负向调控髓鞘的发育与再生(图2)。本研究提示GPR49的抑制剂有可能用于脱髓鞘疾病的治疗。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为上海药物所博士后索娜,通讯作者为谢欣研究员。本研究工作得到科技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器官重建与制造先导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谢欣课题组长期从事GPCR及干细胞相关的研究。在髓鞘再生方向,团队发现Kappa阿片受体的激活有利于OL的分化及髓鞘的再生(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7:13594),维生素C,MAPK抑制剂及抗AD老药多奈哌齐等均可促进OPC向OL的分化及髓鞘再生(Glia, 2019;67(7):1320-1332; Glia, 2018;66:1302–1316; APS, 2019;40(11):1386-1393)。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glia.24233

  • 原文来源:http://www.simm.ac.cn/web/xwzx/kydt/202207/t20220704_6471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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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t Commun | 上海药物所发现体外扩增肝细胞新方法》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22-12-02
    •   肝脏是哺乳动物重要的代谢器官。肝脏在生理稳态过程中通过缓慢的增殖维持自我更新,但在受到损伤后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研究表明,在2/3肝切除后,小鼠肝脏能在一周内恢复至原先大小。与体内的增殖能力不同,成体肝细胞在体外难以进行培养和扩增。虽然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利用小分子化合物和细胞因子等可以实现肝细胞在体外的长期扩增,但这些培养方法较为复杂,且长期体外培养的肝细胞往往功能受损。   鉴于肝细胞在临床治疗、药物筛选和药物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对肝细胞的体外扩增机制及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谢欣研究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题为“IL6 supports long-term expansion of hepatocytes in vitro”的研究论文,报道了简单且接近生理条件的长期扩增并保持原代肝细胞功能的新体系。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筛选体内调节肝脏再生的细胞因子,发现利用IL-6结合EGF和HGF(IL6培养基)即可诱导小鼠原代肝细胞在体外大量扩增,并可以接近无限传代(论文发表时已>50代)。通过实验及估算,肝细胞可以在150天内扩增约1035倍(图1)。研究人员发现,肝细胞在扩增过程中会去分化为肝祖细胞(IL6 induced hepatic progenitor cells, IL6-iHPCs)进行增殖,并且增殖中的肝祖细胞一直具有分化为成熟肝细胞(IL6 induced mature hepatocytes, IL6-iMHs)的能力。并且IL-6培养基也可用于建立单细胞来源的IL6-iHPCs细胞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IL6-iMHs具有与原代肝细胞相似的功能,例如:糖原储存、白蛋白分泌、尿素合成和药物代谢等。IL6-iMHs也具有与原代肝细胞相似的体内治疗作用,IL6-iMHs能在移植后60天左右重建Fah-/-小鼠的整个肝脏(>95%),并挽救Fah-/-小鼠的生命(图1)。研究人员也证实,扩增至30代后的IL6-iMHs依然具有很好的重建Fah-/-小鼠肝脏和挽救Fah-/-小鼠生命的作用。 成熟的肝细胞多为多倍体细胞。但在体外培养过程中,IL6培养基主要促进二倍体肝细胞的扩增。进一步研究发现,IL6培养基可激活STAT3、ERK和AKT等信号通路(图2)。通过系统比较肝切后体内再生过程,以及肝细胞在体外不同培养条件下的转录组的变化,我们发现IL6培养基下游三条主要通路的组合可进一步激活Barx2、FoxM1、Elf3和Mxd3等转录因子的表达,从而促进肝细胞的增殖。   综上,本研究建立了模拟生理条件的体外高效扩增肝细胞的新方法。此研究弥补了肝细胞体内再生和体外扩增之间的空白,对解析肝细胞增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为也为大量利用肝细胞进行的药物筛选和临床治疗奠定了基础。 上海药物所谢欣研究员为该文章的通讯作者,课题组郭任副研究员、上海药物所和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蒋萌萌博士、复旦大学王刚博士、上海药物所和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李冰为文章的并列第一作者。本课题是在中国科学院器官重建与制造先导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国博士后基金的支持下完成。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2-35167-8
  • 《Nature | 上海药物所发现B类GPCR与Arrestin全新作用模式》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23-08-11
    •   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在细胞信号转导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最大的药物靶标蛋白质家族。GPCR被细胞外的信号分子激活后,与细胞内的效应蛋白(G蛋白、阻遏蛋白等)结合,激活多种下游信号通路,从而介导并调控人体各种生命活动。G蛋白(G protein)和阻遏蛋白(arrestin)在GPCR的信号转导和功能调控中发挥不同作用,其中,arrestin介导受体的脱敏和内化。近年来,随着结构和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GPCR与G蛋白的作用机制逐渐明朗,但由于研究难度大,arrestin相关研究进展缓慢,仅有数个A类GPCR与arrestin的复合物结构被解析,严重制约了对于arrestin作用模式及相关生理、病理机制的深入理解。   以往的研究发现,GPCR可能通过两种方式与arrestin结合:一种为受体的跨膜结构域的核心区域以及受体的C端共同与arrestin结合,被称为“core”构象;另外一种则由受体的C端区域单独与arrestin作用,被称为“tail”构象。这两种构象被认为参与介导受体信号转导和分子运输的不同过程,对受体的功能发挥不同调控作用。然而,之前发表的所有GPCR与arrestin的复合物结构均为“core”构象,“tail”构象的具体作用机制不明。   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吴蓓丽课题组与赵强课题组在GPCR的信号转导机制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揭示arrestin的全新“tail”结合模式,并第一次阐明B类GPCR与arrestin的精细作用机制,在原子水平揭示受体内化及囊泡内信号转导的分子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对于B类受体信号转导机制的深入理解。相关研究论文 “Tail engagement of arrestin at the glucagon receptor”于北京时间2023年8月9日在Nature在线发表。   B类GPCR参与调控多种重要的生理过程,其功能紊乱与糖尿病、肥胖、骨质疏松、偏头痛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该类受体可激活多种G蛋白和arrestin,从而介导不同生理过程。近年来,针对B类受体的偏向性药物开发受到广泛关注,这类药物靶向特定信号通路,例如,只激活G蛋白信号通路或只促进受体招募arrestin,因此具有较好的疗效、较低的副作用。然而,目前B类GPCR与arrestin的结合模式以及配体的偏向性调控机制不清楚,对偏向性药物设计及其药理机制的探明造成巨大困难。   吴蓓丽课题组与赵强课题组长期致力于B类GPCR信号转导机制研究,成功解析胰高血糖素受体(glucagon receptor,GCGR)处于多种功能状态的三维结构,并开展深入的功能研究,为全面认识B类受体的配体识别、功能调控和信号转导机制提供重要信息,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发表多篇研究论文(Nature 2017、Nature 2018、Science 2020)。在此基础上,该联合研究团队进一步成功解析GCGR与阻遏蛋白β-arrestin 1(βarr1)及内源性激动剂胰高血糖素(glucagon)的复合物冷冻电镜结构。   该结构显示,βarr1主要与位于受体C端区域的第八个螺旋(helix Ⅷ)形成紧密的相互作用,而与受体跨膜结构域的核心区完全没有接触,这是首次解析具有“tail”构象的GPCR-arrestin复合物结构。除了主要结合位点以外,GCGR-βarr1结构还体现出多个显著区别于以往GPCR-arrestin结构的特点,βarr1中C端结构域的C-edge环区(loop)与受体跨膜螺旋近距离接触,并插入细胞膜的脂分子双层中,对于稳定复合物的“tail”构象起重要作用。此外,一个磷酸肌醇类似物分子通过与受体的helix VIII和βarr1共同作用,充当“支架”进一步加强GCGR与βarr1的结合,提示磷酸肌醇可能在arrestin介导的GPCR信号转导中发挥作用。   该研究的另外一项重要发现是,与βarr1结合的GCGR处于非激活状态,而在以往发表的所有GPCR-arrestin结构中受体均处于激活状态。虽然,在GCGR-βarr1结构中,内源性激动剂glucagon与受体结合,但与研究人员之前解析的处于完全激活状态的GCGR-G蛋白复合物结构相比,其结合位点较浅,结合稳定性较差。这些差异是由arrestin的不同结合模式导致的,在以往的结构中arrestin伸入受体跨膜结构域的核心区域,将受体稳定在激活状态;而βarr1仅与GCGR的C端区域作用,因此不需要受体维持其激活状态。   研究人员还解析了无配体结合的GCGR-βarr1复合物结构,与结合glucagon的结构相比,受体与βarr1的结合模式完全一致,且受体同样处于非激活态。这进一步说明βarr1以“tail”构象与GCGR结合时,不需要受体处于激活状态。而功能实验结果显示,GCGR招募arrestin需要激动剂激活受体,这可能是受体磷酸化所必需的,同时也提示βarr1可能还通过其它构象与GCGR结合。这些发现充分体现了arrestin介导GPCR信号转导机制的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探索“tail”构象在arrestin介导GCGR功能调控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团队利用生物发光共振能量转移等研究手段,针对GCGR胞内侧区域的数十个氨基酸突变,研究它们对受体上膜、内化和囊泡内信号转导等过程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位于GCGR的helix Ⅷ的氨基酸突变对于这些生理过程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受体跨膜结构域核心区的氨基酸突变则影响不大。这些数据明确了arrestin的“tail”构象在受体信号转导和分子运输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深入研究GPCR的信号转导和功能调控机制意义重大。未来,可通过设计特异性识别不同构象状态的偏向性药物,实现对不同效应蛋白及信号通路的选择性调控,从而有效降低药物副作用,推动药物研发。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上海药物所博士生陈坤和张宸珲、副研究员林淑玲。上海药物所吴蓓丽研究员和赵强研究员为研究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资助。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42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