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政策刺激下，2016年各地纷纷传出加码存储芯片的声音：北京有紫光集团宣布300亿美元做存储器，武汉有武汉新芯准备耗资240亿美元打造国家级存储器基地，合肥放言要打造IC之都，福建晋华也在跃跃欲试。
众声喧嚷中，随着今年下半年长江存储的正式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集团走到了一起。合流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的合流又对整个存储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到底该怎样发展存储？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做存储器芯片不能四面开花，一定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紫光与武汉新芯能够走到一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同时，发展存储器产业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谁的市场能力强，就由谁来主导。
魏少军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
中国存储产业现状如何？在全球市场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魏少军：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存储器企业。国内一些企业譬如兆易创新有一些自己的存储器产品，但主要集中在特殊领域。从主流市场来看，中国的存储器芯片基本是空白。我们每年进口大概将近500亿美元的存储器。
全球来看，存储市场已经发展多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东芝、三星、美光、闪迪、海力士五家厂商鼎立的格局。具体来看，在DRAM领域，韩国厂商占主导地位，占有约75%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美国厂商，约占20%的市场份额；还有5%是在台湾生产的。NAND Flash领域，韩国占了50%，美国占到百分之二十几，日本还有一些。
中国在PC领域曾经做过自己的处理器，譬如典型代表龙芯，现在看来结果并不理想。在全球存储产业如此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再做自己的存储，会不会沦为又一个“龙芯”？
魏少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需将存储器和CPU产业分开来看，它们的产业属性不一样。CPU需要很强的生态环境支持，即便你的CPU做得很好，没有软件在上面跑，别人也不会用你的。存储器则不一样，存储器不存在复杂的生态环境的问题，只要你的产品做得跟别人一样好或能超过别人，市场就会买单。所以存储器是可以发展的。
中国现在要去发展存储器产业，到底具备什么条件？
魏少军：中国现在大力发展存储器芯片，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一是中国的市场很大。目前这轮存储器市场的增长点主要是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在DRAM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增长，所需的内存越来越大，比如今天的服务器内存可能100G就好了，未来可能需要200G、300G，而数据中心服务器一建就是十几万台、几十万台，对DRAM的需求非常大。在数据存储方面，数据中心的存储需求逐渐从硬盘转向NAND Flash，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二是存储技术处于升级换代的时期，譬如DRAM的工艺制程走到20nm左右以后发展速度会放缓，闪存NAND Flash从二维转向三维，也给了我们机会。三是存储器芯片产业走到今天，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规模大概要几百亿美元，且要持续多年地投入，能继续投这么多钱的企业也不多了。中国的企业有钱去做这些事。
中国目前在存储领域的技术积累有多少？
魏少军：在主流技术上，我们有一些储备，比如紫光国芯收购的西安华芯，在DRAM的设计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曾经给台湾的半导体存储器公司做过不少设计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存储芯片的设计技术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在工艺上还没有经验。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国际水平有差距，但经过努力差距可以慢慢缩小。三五年内坚持研发，应该能够有突破。
存储是非常依赖核心技术的领域，以中国目前的存储技术积累，还有发展机会吗？若引进国外技术，技术可能从哪里来？
魏少军：技术不会永远高歌猛进，比如DRAM可能走到十几纳米就将停滞下来，在别人发展放缓的时间窗口里，我们可以一步步追赶。同时，在原有的技术之外，新技术会不断涌现，就像盖房子，你可以用砖，也可以用木头、竹子、钢材，关键在于技术上能否找到合适的路径去做这件事。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涌现许多新型存储器，譬如英特尔的X-Point等。中国的存储器企业或许可以从新技术上切入。
整体来说，中国的存储技术一方面是依靠自身不断地研发提升设计、工艺水平，一方面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跟别人合作。可能有些国际企业不愿意合作，但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总有人会尝试合作。我觉得半导体是开放的市场，任何企业封闭到最后肯定是做不成的。近十年来，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开放的，手机、操作系统包括ARM都开放了。大家都持开放心态的情况下，如果哪些在国际上占据优势的企业不愿开放合作，最后就只能把自己憋死。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点来发展存储？中国存储产业以前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魏少军：本世纪初，随着18号文件发布，中国曾经迎来过一轮集成电路发展高峰。我们很多人很乐观，政府也很乐观。政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想法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当时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许多企业长期亏损，哪有钱去继续投资存储器呢？到了2012年，回过头来看，我们认为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缺失的，需要政府出手引导。
政府出手并不是说政府去亲自操刀，而是给了社会资本信心，引导社会资本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如果15年前我们就能集中力量去做存储，现在的情况肯定不同。问题是，在过去15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集成电路，尤其是对存储器，没有大规模的投入。半导体行业，首先得有钱，没钱就建不了厂。要建存储器芯片工厂，少则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这么多钱，谁投？如果说2014年，没有《纲要》的出现，没有大基金成立，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情，谁会投这么多钱呢？
产业政策明确之后，各地都想发展存储，譬如福建晋华、安徽合肥、武汉新芯、紫光。最近随着长江存储的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走到了一起。它们为何走到一起？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魏少军：国家有了明确目标，要把存储做起来，但没有说怎么做。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战略意义，赵伟国想做，武汉新芯想做，合肥想做，晋华也想做，这是自然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不断思考：这边一个存储器，那边一个存储器，势必形成竞争，而且都是低水平地重复，是不是合起来做会好一点？紫光和武汉新芯能走到一起，我觉得这是大家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共识：做存储器四面开花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集中资源、人力、财力去做。在这个过程中，紫光很开放，武汉新芯也很开放，即便武汉新芯3月份宣布了投资240亿美元建存储基地，也愿意和紫光合作。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你觉得是武汉主导还是赵伟国主导比较好？
魏少军：相对而言，武汉新芯做存储器具备更多的条件，但是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我们觉得，做存储器一定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我们希望由市场主导，就是说谁的市场能力强，谁来主导。武汉方面和赵伟国两者之间，赵伟国更加市场化，我肯定希望赵伟国来主导。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未来是不是有第三家参与者更加市场化？
做存储的架子搭起来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预计中国存储未来的市场地位如何？
魏少军：存储架子搭起来之后，首先得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是形成良性循环，再就是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我认为瞄准的产品一定是跟互联网大数据相关的，BAT等互联网公司对存储器有大量需求，国内又有信息安全的要求，抓住这个市场已经足够大了。至于先做3D NAND还是DRAM，要看哪个技术条件更成熟。从技术上看，3D NAND不需要走到20nm去，40nm可以做，32层也可以用用，相对容易，也是新兴产业。DRAM则可以慢慢走。
我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