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

  • 来源专题:食物与营养
  • 编译者: 潘淑春
  • 发布时间:2013-03-08
  • 2013-3-8: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昨天在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的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陈锡文表示,中国一直在进口转基因的农产品,市民的食用油有一部分来自于转基因大豆,但食用油本身并不含有转基因物质。陈锡文同时表示,未发现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 原文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3-03/08/c_124431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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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ding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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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洲是世界上对转基因农产品管理最为严格的地区之一,对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一直高度谨慎。但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在转基因农产品种植以及安全性认可问题上已出现了松动。 事实上,欧洲转基因农产品也并非被完全拒绝。已有两种转基因作物获准在欧盟种植,分别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和德国巴斯夫公司的Amflora转基因土豆。此外,包括NK603转基因玉米在内的44种转基因农作物获准进口到欧盟销售,品种涵盖棉花、大豆、油菜、土豆和甜菜等。 此外,近年来,不少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相继发声,既为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背书,也呼吁破除制度障碍、推动转基因技术在欧洲加快发展。 不久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科学指引,意在消除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制成的食品可安全食用,没有证据显示它们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而针对转基因作物可能的环境影响,皇家学会在科学指引中说:“作物不会简单地因为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就对环境产生损害。” 早在2014年,就有20多位欧洲顶尖植物学家联名致信欧盟指出,如果不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欧洲农业的发展目标将遥遥无期。 转基因农产品在欧洲引发诸多是非,首先源于欧洲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着特殊的“心理情结”。自英国发现疯牛病以来,欧盟区域内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在随后的“二恶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一连串事件的冲击下,欧洲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谨慎了许多。 而转基因作物正好是在欧洲人普遍担心食品安全的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欧盟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曾显示,56%的欧盟国家公民敌视转基因技术,其理由是与用动物骨粉喂牛一样,“转基因技术只能给开发者带来更多利润,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此外,对转基因技术缺乏了解,特别是媒体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肆意夸大,也让欧洲人一直对转基因食品疑虑重重。 转基因食品的是非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利益的矛盾。截至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815亿公顷,种植面积连续19年持续增加,而欧洲的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同的经济利益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存在排斥态度。 不过在欧洲“挺转”与“反转”的长期争论中,最有标志性的是英国科普作家、著名“反转斗士”马克·莱纳斯的“倒戈”。莱纳斯曾在1996年写了被认为是第一篇“揭露转基因食品罪恶”的文章,还曾组织数十人持刀破坏转基因试验田。 然而在2013年1月,莱纳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自己“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行为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情绪,他对此表示道歉,并强调“现在市面上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毒理和药理安全测试,因担心其危险而拒绝它无异于因噎废食”。凯茜·马丁是欧洲知名植物研究机构约翰·英尼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长年致力转基因作物研究。她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25年里超过500个独立研究机构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显示它们在环境影响和健康安全方面比传统农作物和食品风险更高。 尽管科学界在不断呼吁,转基因农产品在欧洲“破冰”仍面临障碍,特别是欧盟内部政治因素。 2015年1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允许欧盟成员国根据各自情况选择批准、禁止或限制在本国种植转基因作物,让一些国家有权在国内禁种转基因作物。去年10月,欧洲议会又否决了欧盟委员会让各国自行决定是否禁止或限制转基因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项建议。一个立法和一个否决,反映了欧盟内部对待转基因的分歧。 欧盟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专家组前任主席乔·佩里认为,欧盟其实已没有任何科学上的理由去推迟批准一些成熟的转基因作物在成员国商业种植,“唯一的原因也只是政治上的”。 凯茜·马丁分析说,欧洲一些农业大国担心引入转基因农产品会损害本国传统农产品市场,因此它们一直倡导欧盟限制甚至禁止转基因农产品,导致研发转基因技术的企业纷纷放弃欧洲市场。 面对这一状况,英国政府咨询机构——科技委员会发表报告警告说,欧盟在转基因技术管理上过度保守,繁文缛节导致产品审批流程缓慢,在这一领域已开始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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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zhangyi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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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澎湃按:本书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的人物特写选集。在本选集中,作者对那些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那些改革的探路者,进行了细致地刻画。这些人物的人生,既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侧影。作者通过温糯和软的访谈书写,将受访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国家命运串联起来,闲话中国70年发展史。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火花,为新中国70年巨变留下珍贵实录。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做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我说,有一个敏感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转基因。现在各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转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没法沟通的事,你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陈锡文略思考,说:“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按理来说,门外汉不适合谈这个,因为不懂嘛。” 在陈锡文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讨论过于情感化,都是情绪。比如,有些人很激动地说,美国人自己从来不吃转基因食物,种了都卖给中国人吃。“这是天大的笑话!确实有很多美国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转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经过去20年了。” 但为何美国对此的争论远没有我们激烈? 陈锡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美国政府长期监管很严格,尤其是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强。他们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规范,凡是通过了FDA的严格论证,美国民众就认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他们相信FDA。” 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转基因食品,那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标注一般是怎么规定的呢? 陈锡文透露,从全球来看,大致是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不用标注,由FDA确保食品安全。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但联邦立法还是倾向于继续不标,有些州可能会要求标注。 第二种是欧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标注的,但他们有个限量。比如,欧盟规定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的含量超过0.5%,必须标注。日本是超过5%要标注。 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我们规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须标注。 这些不同的规定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各国对转基因的不同态度。 2015年,陈锡文为转基因问题去欧洲考察,发现法国已经基本停止研究了。他去了才知道,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因素。 萨科齐竞选总统时,法国社会有两大忧虑,一是核电,二是转基因,反对主力是绿党。萨科齐就跟绿党谈判,要求对方不要反对核电,因为核电在法国总发电量占比相当高。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上台后停止发展转基因。后来奥朗德上台,也延续了这个政策。 “国际上的差别非常大。法国是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吧,但他们对转基因是最严厉的,以至于到现在,法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研究转基因了,试验田都没了,科学家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英国都比较开放,特别是西班牙,转基因玉米种得非常多。因为它处在地中海沿岸,很适合种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虫,如果大量使用农药对环境污染太严重,所以他们接受转基因。英国也在继续搞试验,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 接下来必须言归正传,说说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究竟持什么态度。陈锡文对我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三点。 第一,转基因是生物育种,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能在这个领域没有一席之地。法国本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强的,但如果停顿一二十年,法国可能会吃大亏,种子市场可能就被人家占了。 第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审查,确保安全才可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批准上市的国产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只有木瓜;允许种植的还有转基因棉花;允许进口的有转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没有别的。 第三,要确保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和含有转基因物质的加工食品必须标识。你愿意吃就买,不愿意吃就不买。 既然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如此明确,为什么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近乎成了死结?在陈锡文看来,关键是现在不少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从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很多事情,包括转基因问题,不是只靠科普能够解决的,有的人不是从科学角度讨论问题,跟他们讲科普没用。” 转基因之争,最终要靠什么来解决?陈锡文的回答非常简单:时间。 “恐怕得让时间来证明。美国人已经吃了20年转基因食物了,如果当年是小孩的话,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应该做个科学调查,看看这些人有没有问题,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固执地坚持认为有问题,是没道理的。” 但有人说,他们自己没问题,孩子也没问题,但如果转基因对人类的危害是隔代才能显现的呢?陈锡文坦言:“那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只能再等吧,现在是20年,也许要等到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希望总有一天,能够证明究竟有没有危害。” 陈锡文当年在人民大学的老同学周其仁曾对我说:“锡文黑黑的,很朴实,长得很像农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这些年农村政策的延续性。” 陈锡文生于上海,有不少人开玩笑说:“一个上海人居然管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我问他现在还能说上海话吗?他马上用上海话回答,谦称说得马马虎虎。 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没有人进来打扰,水也是陈锡文自己倒的。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转基因等热点问题,或者是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陈锡文有问必答,非常坦率。他拿着一杯茶,无须任何提示,所有数字都信手拈来,这么多年的农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脑子里。 数年前,有位媒体同行曾说,陈锡文给她最大的印象是实在。我的感受则是,他不仅实在,而且深刻犀利。 摘自《中国寻路者》,高渊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