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本版发起的“人工智能网络文学创作”讨论持续引发关注,不少学者针对这一话题发来笔谈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本期选择刊发两篇文章,其中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认为,无论人工智能进化到哪个阶段,都有无法避免的艺术局限,同时应为人工智能写作设置伦理边界,不能任由其发展为“反噬人类”的工具;青年学者马晓炎指出,人工智能写作的内容高度机械化、同质化,难以产生鲜活的现实关切,也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促成一种具有真实情感、辩证思想、伦理意义的“新文学”的迭变。
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应用,正让写诗、写小说、作曲、作画、视频制作等变得轻松而惬意。艺术创作门槛降低,并且不再是人类专有。这究竟会推动艺术的进步,还是会导致审美偏离轨道?以“技术魔方”生产的“艺术”还是那个能让我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吗?其中的艺术伦理问题亟待我们思考与解答。
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人工智能并非为文学艺术而生。它被用于文艺创作,不过是“技术艺术化”的功能性呈现。从实际效果看,人工智能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如果说早些年出现的如“猎户星”“稻香老农作诗机”“微软小冰”“乐府”“九歌”等诗歌创作软件,除了让人感到新奇,尚不足以“抢”诗人的饭碗,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简称AIGC)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后情况大不一样,颇有“未来已来,艺术变天”之势。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艺术生产,均表现出惊人的创作潜能和量产水平。
AI小说、AI音乐、AI绘画、AI电影、AI短视频等新创作品迅速涌现,人工智能不仅让艺术话语权下沉到大众手中,还把复杂的创作过程简化为文字提示、机器生成,词生文、文生图、文生视频、“文+图”生成视频,只要给出需求信息,智能程序便会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把人们想要的东西呈现于眉睫之前,这让昔日高度专业化的文艺创作变成人人皆可参与的轻松游戏。
不久前,文生视频大模型创作的《雨后的东京街头》震惊世人;用AI音乐生成类工具创作音乐,让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也能将菜谱配上旋律成为朗朗上口的歌曲,还有全部由人工智能完成的90分钟影片《终结者2:审判日》在洛杉矶首映,我国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在央视频上线,用于文学创作的“大模型长篇小说创作系统”也于今年3月开始在线测试,并且创作出百万字小说《天命使徒》......笔者身边有许多朋友都在尝试用人工智能创作诗歌、人物肖像、歌曲,或生成短视频产品。忽然拉低的创作门槛,让过去高不可攀的艺术创作变得简单轻松,作品也触手可及。
-
“情感虚置”和“意义缺席”将成为AI创作确证自身艺术性的巨大挑战
人工智能创作神器布局的艺术风口正呼唤一个艺术新时代的到来,而当一种智能工具从“技术手段”发展到“创作伴侣”再升级为“艺术主人”时,我们一方面为新锐技术的创作潜能而欣喜,同时也需要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艺术隐忧保持清醒的认知。
譬如,AIGC作为艺术创作的“拟主体”摆脱不了“硅基生命”的先天短板:缺失意识和自我意识,没有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前者使它无从获得对世界的知识性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没有目标追求的自觉性、能动性和道德自律感,无法以自主的价值立场去理解和吸纳人类积淀的历史经验,不能自主地在自身与社会、与他人、与特定语境中,形成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只能按算法概率、算力速度的训练模型连词成句、连句成段,或基于某种指令以比特像素实现图形(图像)信息的排列组合,却并不理解这些组合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提供这样的答案。
“硅基生命”则让AI创作“本体失根”,拟主体没有源自生命体实践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没有王夫之所说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铁门限”,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历史镜像、时代精神、生活阅历均无从谈起。用于AI大模型的数据不过是“二手生活”而非“肉身经验”,其表达的“知情意”来自“他者投喂”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历险”,这就颠覆了文艺创作“躬身成文”“艺以明志”的创作原则,斩断了作品和艺术家之间有关社会的、历史的、生命的有机联系,势必会抽空艺术存在的意义。因而,没有生命体验,缺少肉身感知,是AI创作的致命缺陷,其所带来的“情感虚置”和“意义缺席”将成为AI创作确证自身艺术性的巨大挑战。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还将导致AI创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局限――缺少艺术原创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答案是从已有 的语料资源中依据算法逻辑匹配而来,是“借”用前人的知识产权资源而巧置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所得一切均非原创,既受限于“已有”,又缺失于“未知”。尽管在许多单项技能上人工智能比人“聪明”,但没有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识的计算程序最终无法形成原创能力,它可以根据人的信息“投喂”和大数据预训练,完成从“1”到“99”的拓展,却难以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这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譬如,仅靠技术智能,要产生AI莎士比亚、AI卡夫卡,不过是痴人说梦。艺术来自生活,AI艺术来自语料库;艺术家用灵魂创作,AI用程序表达;艺术的“根”源于人生与人性的生命体验,而AI创作则是冷冰冰的“无痛操作”。正因如此,如果没有历史先贤的引领,人工智能领悟不了屈原“香草美人”的象征,洞察不了《红楼梦》“好了歌”的寓意。如果用智能机器人代替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它不会有任何发自内心的欣喜与自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嫦娥的月亮比阿姆斯特朗的月亮更有魅力”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隐忧是基于当下人工智能水平的功能评判,却不是对AI艺术创作的终极伦理推定。事实上,人工智能是有层级区隔的,不同层级的功能绩效会有很大不同。研究者一般把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层级,即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其中,弱人工智能也叫“算法智能”,是指只能在特定领域按算法逻辑完成特定任务的程序智能,被称作“单项超人”。如AlphaGo在围棋领域打败世界顶级高手,智能导航可以在复杂空间精准定位,自动驾驶技术能实时探测环境信息并及时准确地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强人工智能是一种“语言智能”,能根据用户的指令进行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还能像人类一样进行思考、决策和学习,其智能水平能与人类齐平,故也称通用人工智能,或“类智人”。此时的AI已具备人的智慧和自我意识,不仅能够理解和分析复杂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还能遵循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不断优化和改进自身的性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便是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阶段的产物。
超人工智能被称为“想象智能”,是指能够在所有领域远超人类的智能,其智能水平远超人类的思维能力。超人工智能因其占据高维而能消解人类存在的意义,因而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和潜在的危险性,其运行或将产生人类无法理解或难以控制的结果。AI艺术是由智能“拟主体”创作的,这个“拟主体”要不要履行人类主体的艺术使命与伦理责任呢?回答是肯定的。弱人工智能的创作是这样,到了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创作阶段同样应该如此。原因在于,弱人工智能用于“人―机”互动的辅助性创作,人的主导性如臂使指般操控智能程序,人的道德信仰与伦理规范、人的价值观认知与真善美判断,不仅决定大数据智能模型设计,也制约着“拟主体”创作的前置词提示。
即使发展到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阶段,“拟主体”化身“艺术主人”,那时,AI艺术或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示人,它是否一定会漠视或践踏人类赋予艺术的全部“逻各斯原点”呢?人类的理性及其艺术信仰的力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开发的任何智能系统最终都是为人的意志和目的服务的,是人的智能的技术化延伸。如果某种“聪明的机器”升级为反噬人类的工具,那一定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机器的问题,人应该用理性律令开发技术“闸门”或制定法律规约来锚定这一技术的发展方向,让它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服务,而不容许它剑走偏锋伤害人类自身。基于此,如果我们承认人工智能艺术是人的艺术创造力的技术性外化,那么就有理由为人工智能创作设置伦理边界,比如对真假、善恶、美丑的甄别,对悲悯、敬畏、同情等道德价值的认同,以及对崇高理想和诗意境界的追求等。
(作者:欧阳友权,系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
(责编:杨曦、杨迪)
关注公众号:人民网财经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