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氢能发展的初步思考》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20-12-04
  • 1、下一阶段氢能发展将紧密围绕实现碳中和为核心目标
    从2014年全球启动新一轮“氢能经济”,氢能产业在世界各国快速推进。
    发展到2020年,全球出现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项:
    第一、在前期仅少数国家如日、韩等正式发布了氢能战略,到今年欧、美、澳洲各国,甚至中东及拉美部分小国都先后发布各自氢能战略或路线图,对未来氢能产业做整体规划与安排,并明确强调绿氢发展目标;
    第二,中国对2060年实现碳中和做出承诺,与此前我国提出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相比,这个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力度,要求也更高。2020年10月份,欧盟议会进一步重申承诺碳中和目标。
    在此背景下,全球氢能经济发展、绿氢制备逐步进入2.0阶段,即推进能源领域深度替代,最终促进尽快实现碳中和。
    可以预见,我国氢能发展将在会围绕实现如何促进碳中和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后续发展目标与路径。
    2、碳中和背景下的氢能发展
    化工领域绿氢替代:全球每年氢气产量约6900万吨,中国约2400万吨,99%通过化石能源制取,作为化工原料、工业气体应用在工业各领域,总计排放CO28.3亿吨,其中两个重要领域如下:
    全球炼钢行业每年将大约有1.7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左右。而在我国,炼钢行业碳排放约占15%,但是占全球的占全球钢铁行业碳排放量的60%以上;传统农业中75% 的二氧化碳(CO2)来自化肥、饲料及燃料,在其中超过一半又来自化肥生产(我国约为61%)。这些领域无疑是未来绿氢存量替代即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
    交通领域的绿氢替代:我国制定了到2030年发展100万辆燃料电池车的目标。从碳中和角度,我国现有重卡约630万辆,其四项污染物排放量,一氧化碳占汽车总排放的18.0%,碳氢化合物占22%,氮氧化物占53%万吨,颗粒物占59%。因此,未来我国燃料电池车将更多向需要减碳的重卡、工程机械(叉车、装载机、挖掘机等)领域发展,替代现有重卡。
    从深度替代角度。随着风、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汽车电动化,在交通、电力、供热领域的减碳快速发展,有希望率先实现转型达成目标。目前,在工业、建筑领域,减碳及碳中和工作进入商业示范与探索。
    3、制氢的未来路径的思考
    全球已进入大量增加绿氢供应的阶段。欧洲已在推动多个G瓦级制氢项目,大量兆瓦级项目设计及建设中,我们初步统计约有40个绿氢制备项目。在中国已有大量制氢项目上马,据亚化咨询统计,截至2020年8月,中国共有45个风电/光伏制氢项目处于已建成或拟在建阶段。仅张家口地区,纳入今年开工的计划的项目就有三个,后续三年计划累计形成制氢能力超过30,000kg/d。
    可见,全球氢能生产与应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整体上,这些项目(特别是在中国)主要以满足氢能交通绿氢消耗为主要目标。
    为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的绿氢深度替代开始向纵深发展,特别是新一代将电能转化学能的技术将快速发展与应用,将带来能源架构根本性的改革。
    绿氢替代进入交通以外的化工、建筑、供热、电力等领域;带来不同的各类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如燃料电池卡车商尼古拉(NKLA)宣称成为能源供应商,整合产业链上上游制氢,下游用氢、并进入氢储能调峰市场;2020年8月31日,SSAB(瑞典钢铁公司),Vattenfall(瑞典一家电力公司)和LKAB(瑞典一家铁矿石生产商)通过HYBRIT(突破性氢能炼铁技术,用可再生电力生产的氢替代传统炼铁使用的焦炭)的无化石海绵铁生产工厂的正式启动;11月,中国河钢也宣布与外国伙伴合作采取类似技术开展氢冶炼;SUNFIRE在荷兰建设兆瓦级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项目,等等。
    可见,在快速嬗变中的新能源架构下,一方面,基于可再生能源制取的绿氢被大量生产及消耗,同时又需要具有高度的弹性与需求平衡,会导致出现基荷制氢+调峰制氢能力的适度配置问题;二方面,未来能源架构下电网、热网、气网与其它非能源架构之间壁垒也将打通,作为最佳二次能源的氢能开始真正成为未来能源架构的核心。
    可见新一代高效制氢设备,与具有打通电能与化学能的技术及商业方案,将是未来重点发展方向;这一趋势,将开启“绿氢2.0时代”,也是发展所谓“氢能经济”真正意义之所在。

相关报告
  • 《碳中和背景下的生物质能发展新机遇》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2-07-04
    • 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作为中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其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发生物质能源,在生物质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燃料方面推动生物质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随后不久,6月1日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在此背景下,明确生物质能自身的优势特点、厘清生物质能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同时,找准生物质能在未来能源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并且做好对生物质能发展现状、技术应用等问题的研判,有助于推动生物质能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在“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生物质能在“热-电”、储能上有独特优势,并能带来“负碳”机会 生物质是一种生态友好的零碳能源,与当下其他商业化利用的能源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生物质能环境外部性较低,利于实现循环经济。比如,生物质发电为处理利用农林废弃物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有助于减少秸秆露天焚烧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此过程中,生物质燃烧后产生的灰渣还可作为有机肥料使用,从而实现农林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此外,工业生产中推动生物质燃料替代煤炭也是一种生物质资源再利用的方式,并有助于实现工业领域的碳减排。 第二,生物质能的利用,可以同时解决电和热的问题,这是风电、光伏发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不具备的优势。由于技术、用地的限制以及风光水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未来中国集中大规模地采用热泵技术通过电气化的方式解决供暖问题,目前看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另一种可能性是未来的新型电力系统中仍保留一部分火电,并使其同时供热(下文将展开论及)。那么,在此情景下,生物质能将同时在供电供热中发挥作用,并且显现出其零碳的优势。 第三,生物质可助力解决不同时间尺度的储能问题,为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安全稳定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支撑。就此而言,生物质可以作为解决不同时间尺度储能问题的能源选择,包括小时级、跨天、跨周甚至是跨季节的。 第四,生物质带来了实现负碳的机会,有助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生物质资源在其生长过程中有效吸收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虽然作为燃料或工业原料的过程中会把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但从全周期的角度来说可以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在此基础上,如果结合CCS技术,将其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并封存,则能够实现宝贵的二氧化碳的“负排放”,这无疑会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背景之下,可以预见,生物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带动乡村经济增长、助力消除农村能源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面临规模化商业化瓶颈,需抓住“碳中和”机遇有所突破 生物质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已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然而,截至目前,中国生物质产业发展规模仍然有限。以电力行业为例,根据国家能源局的信息,截至2021年底,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达3798万千瓦 ,仅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约3.6%;相比之下,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已分别达到3.28亿千瓦和3.06亿千瓦。究其根本,有两方面的原因值得探讨: 一是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导致生物质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与已经能够实现集中式、规模化利用的煤炭、汽油、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能源不同,生物质资源的规模化利用面临资源分布散、范围广、堆积密度较低等制约因素,使得其收集、储存、加工、运输同其他能源存在很大不同、更具难度,因而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商业化规模不够。从生物质的本身属性看,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比,生物质的能量密度比较低,所以同等体积或质量所能产生的热量亦相对较低;从可得性与规模性看,生物质资源的分布相对分散、范围广而且很难直接拿来即用,因而导致其收集、储存、加工、运输的成本较高,阻碍了完整产业链的形成,限制了规模化的发展;从技术来看,当前在中国,生物质先进技术的利用总体处于不够成熟的阶段。发达国家在生物质资源利用和产品制造领域具有明显先发优势,核心技术的垄断使得中国对生物质转化利用的很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都依赖进口;从政策上看,长期以来,鼓励政策与激励措施缺位,加之一些早期示范项目以失败告终,也使得生物质能没能像其他可再生能源一样获得应有的政策扶植与更多的市场信心。综上,自身属性、集储效率、运输成本、技术设备、政策措施、市场信心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生物质能发展面临产业成本高、规模化生产有限的问题,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 二是生物质能此前并没有遇到变革性的大发展机遇。碳中和目标的确立给未来中国能源发展提出了巨大且紧迫的系统性变革的要求,这种系统性变革则为生物质能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烧柴做饭是人类对生物质能最原始的利用,根据能源阶梯理论,此阶段利用的生物质能处于能源阶梯的最低一级“初始能源”,在其之上阶梯的则是“转型能源”(木炭、煤炭、煤油)、“优质能源”(电力、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沼气)。然而,在碳中和带来的机遇之下,生物质将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它在能源品种的阶梯上很可能会实现等级的跨越。尤其是在未来清洁电力、热电联供这两者的共同需求之下,生物质能不仅可以助力清洁发电与清洁供热,更有机会实现负碳排放。在碳中和背景下,生物质能发挥作用的舞台必将更加广大。 生物质能在电力与热力的清洁供应上具有独特作用,不应简单与风光作比较 首先,从性质上来讲,生物质能与风能、太阳能有根本的不同,因而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也会不同。在未来,生物质能并不是要简单追求在整个电力系统中贡献的发电量比例达到多高,而是要在系统中扮演独特的角色。 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点将会给以风、光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带来一定挑战。比如,一旦连续几天没有风,或者持续阴天,再抑或赶上冬天枯水期,系统稳定性的问题将凸显出来。当前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只能应付小时级的削峰填谷,更长时间尺度的储能问题尚未找到在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上都已成熟的零碳解决方案。因而,为了电力系统的稳定性,需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火电——在当前已有和可预见的技术条件背景下,各界在这一点上基本是有共识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将是,这部分火电的燃料来源是什么?如果以未来零碳的情形作为出发点,可能的选择则包括:煤电加CCS/CCUS(碳捕获与封存/利用),或用绿氢来替代煤,再或者用生物质替代煤。 这也是为什么说生物质能的经济可行性,需要与CCUS、氢能在跨季节储能的利用等技术的经济可行性进行比较。生物质能要承担的任务是在未来的新型电力系统中解决风、光发电所带来的不稳定性问题。目前看,这个问题是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暂时无法解决的。 除了发电外,生物质另一个独特的角色在于供热。供热是实现碳中和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关乎民生,能源需求量极大,必须稳定且有保障。碳中和背景下,未来北方地区的供热问题如何解决,目前的讨论主要涉及两种方式:一种是考虑集中式的供热,用可再生能源发的电通过热泵来供热;另一种是保留现有的热网,如此则仍需保留一部分火电。 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面临几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很大,尤其在冬天,即光伏发电与水电处于低谷的时期,可能需要增加非常多的装机量,才能保证供暖所需的电力供给,而这可能会使得电网不堪重负;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土地空间来安装集中的供热热泵;三是在这种情况下,热网等基础设施存在在未来变为沉没资产的风险。 虽然我们对电气化抱有很高期待,也在南方和北方的农村及小城镇大力支持相关工作。但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在人口集中的北方大中城市,第二种方式更有可行性优势,即——将来新型电力系统中还需要一部分火电,同时这部分火电还可以发挥供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生物质能将有机会在供电供热两方面都发挥其零碳的优势。 因此,生物质能在未来整个的新型电力系统中,未必会贡献最大比例的发电量,但它在电力和热力的清洁供应上一定可以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应推动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利用 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具有多元性。生物质发电是最成熟、发展规模最大的现代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北欧国家、德国及美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生物质发电起步较晚,当前发展规模仍然有限。如上文提及,截至2021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达3798万千瓦,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约3.6%,生物质发电量为1637亿千瓦时,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的约6.6%。从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装机情况来看,我国当前以垃圾焚烧发电、农林生物质发电为主,沼气发电仅占3%左右。生物质发电的技术分类丰富,包括直接燃烧、混合燃烧、垃圾焚烧、沼气、气化发电等。在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应用的初期,有必要推动多元化的开发及试点工程,这样有利于摸清不同生物质发电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作用和优劣势,进而能够因地制宜地推动生物质发电技术不同场景下的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未来如果能够规模化应用BECC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生物质发电将可能创造负碳排放,从而可以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巨大贡献。 生物质清洁供暖是另一个颇具潜力的应用场景。如上所述,生物质能在提供清洁电力和清洁热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而在未来,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推动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发展以农林生物质、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为主的生物质锅炉,为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及城镇区域提供集中供暖。就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而言,欧美处于全球领跑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其标准体系较为完善,并形成了从原料收集、储藏、预处理到成型燃料生产、配送和应用的整个产业链。欧洲是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主要消费地区,其中瑞典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约占其供热能源消费总量的70% 。这显示出,建立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以及生物质能在清洁供暖中的巨大潜力。 当前,生物液体燃料已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替代燃料,在电气化无法解决的交通动力领域,生物液体燃料提供了宝贵的零碳解决方案。在生物柴油领域,我国相关行业技术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是位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生物柴油第二大技术来源国,中国生物柴油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为17%(截至2021年9月)。2021年我国生物柴油产量约150万吨,占全球产量约3.6%,位于欧盟、印尼、美国、巴西等经济体之后。在生物航油技术上,我国已经取得了突破,实现了生物质中半纤维素和纤维素共转化合成生物航空燃油,目前已在国际上率先进入示范应用阶段。此外,二代乙醇作为车用及航空燃料,生物甲醇、绿氨作为车用及船运燃料(尤其是远洋),都是生物液体燃料在未来具有潜力的应用场景,相关技术正处于突破或试验阶段。在此方面,《“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要支持生物质液体燃料领域的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使用,将推动不同场景下的生物液体燃料技术加速从“试验”到“应用”的突破。 生物天然气是电力、供热、交通等领域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零碳能源。早在2019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到2030年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超过200亿立方米的目标。据相关测算,我国生物天然气每年生物天然气可开发潜力高达600亿立方米,但是截至2020年,我国实际年产生物天然气不到1亿立方米。这显示出我国生物天然气的发展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亦如《“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所提出的,应当有效利用好我国农林养殖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粮林畜集中生产区统筹协调,建立以县域为单位的产业体系,积极开展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此过程中,筹建较大尺度(千万立方米级)的生物天然气工程非常必要,如此可以通过同城市燃气管网并网、多元化应用(车辆、锅炉、发电),大大促进生物天然气的规模化利用,加速能源系统的脱碳进程。 生物质能的多元开发利用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如《“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所提及,加大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提高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将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取暖工程中的利用,有助于改善乡村供暖条件,并助力城乡融合的清洁供暖体系的构建;建设以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站或物质锅炉等为主的乡村能源站,则可实现乡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集约开发和高效运营管理;建设大尺度的生物天然气工程,也将有助于带动农村有机废弃物处理、有机肥生产和消费、清洁燃气利用的循环产业体系建立——这些均为消除乡村能源贫困、扩大乡村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以及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生物质能发展仍需更多行业研判 去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文件,都提到了积极推进生物质能的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到,要“推进农村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建设”。在此基础上,今年5月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连同6月由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也都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工作重点和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对于未来生物质的利用和发展无疑是非常利好的信号,也说明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生物质能作为一个产业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然而,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层面的很多文件为生物质能发展指明了大方向,但多为定性的方面,对于未来生物质能发展的研判仍然需要更多量化的分析与研究。 从生物质资源的可获取性上看,中国一年的能源消耗大约是50多亿吨标准煤,此背景下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潜力如何,目前并没有很好地形成共识。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分会等机构编制的《3060零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显示,当前我国生物质资源作为能源利用的开发潜力约为4.6亿吨标准煤。基于与清华的联合研究,能源基金会近期发布的《农村清洁用能体系助力减污降碳及乡村振兴——中国农村散煤治理综合报告》显示,全国可利用的各类别生物质能源资源总计约合9.28亿吨标准煤。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的生物质资源的收集成本、可开发性如何?此外,我们还需要更细致地去评估它们的商业化利用等级。 从定位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判,未来新型电力系统中托底保供的电力需求是多少?火电的需求是多少?这些火电由什么燃料来提供?它与供热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技术上看,生物质利用的技术繁多,这些不同技术的具体应用场景分别是什么,潜力如何?不同技术中哪些是更先进的,哪些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与生活质量,能够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并有效支撑碳中和战略? 从商业模式上看,之前生物质能无法大规模商业化的症结之一,是在商业模式和可支付性方面带来的财务不可持续问题,未来如果成本下降的话,或者说如果国家政策也像此前推动风电、光伏发电一样支持生物质能发展,那么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模式是否就一定能够形成?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哪些? 以上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分析与研究。目前,能源基金会也正在推动一些相关的工作,包括:支持农村散煤的生物质替代的研究,对生物质利用技术以及试点工作进行梳理,并希望在此基础上为生物质能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此外,我们也正在开展生物质在未来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研究,以及推动有关生物质利用的试点示范、商业模式的探讨等。 当前,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已经为生物质能的发展指明了大的方向,但就具体的政策激励措施而言,目前可能还未到密集出台阶段,总体上还处于前期研判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可以积极推动一些试点及示范项目的落地,这对于生物质能在碳中和背景下的新发展意义重大,值得进一步期待。
  • 《关于电化学储能产业发展的深度思考》

    • 来源专题:可再生能源
    • 编译者:武春亮
    • 发布时间:2024-07-25
    •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 : 新型储能 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既是未来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备环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关键支撑。在此背景下,我国 电化学储能 产业近几年迎来快速迅猛发展,成为当前新能源领域中最为火热的赛道之一,各路英雄豪杰都在拼命往这个赛道上“挤”,导致整个产业已呈现出比较饱和状态,未“老”先“剩”,转眼间从“暖春”步入到“寒冬”,从高速发展的成长期迈入深度转型“阵痛期”,亟待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予以应对,以确保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源新媒” 文:徐进) 电化学储能不可或缺 概言之,电化学储能是利用化学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并在需要时再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储能技术。从现有技术路线看,大体可划分为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液流电池和钠硫电池等不同类别,其中,锂离子电池是当前电化学储能的主流技术路线,占整个新型储能装机95%以上,其他电化学储能如液流电池、纳硫电池等仍处于示范阶段,如果想要实现大规模的应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终端客户角度看,电化学储能又可分为表前储能和表后储能,其中,表前储能(俗称大储)通常是指发电侧与电网侧储能,主要用于电力调峰与系统调频;表后储能(又称用户侧储能)则进一步分为工商业储能与家庭储能,主要是增强供电稳定性,并通过峰谷差价套利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同抽水蓄能传统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其他新型储能相比,电化学储能因其具备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建设周期短、响应速度快、技术相对成熟、能量密度大、转换效率高等独特优势,在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等不同场景得到广泛应用,装机规模快速增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称之是“迎合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和缓解弃风弃光问题的关键技术,是推动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智能配电网、微电网、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必备技术,是帮助解决常规电力削峰填谷、提高常规能源发电与输电效率、安全性和经济性的重要支撑技术”,成为各国竞相角逐和抢占的战略新兴产业。 电化学储能尤其是在以下四大方面的应用场景最为普遍:一是电动汽车领域,其核心就是电化学储能技术,通过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然后通过电机驱动车辆运动。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动汽车全产业链优势并实现了“弯道超车”,现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新标杆”和对外出口的“新三样”;二是 储能电站 行业,是指在建设开发风光等新能源过程中,通过配建电化学储能将发出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以备在电力需求的高峰时使用,从而达到平衡电网负荷、提升电力系统可行性和稳定性等目的;三是工商储能系统,是指随着分布式和家用光伏发电系统日益普及,电化学储能将白天发出的电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从而达到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四是移动基站辅助服务,是指为保障通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利用电化学储能技术为移动通信基站提供备用电源服务,以确保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行。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新型电力系统的加快构建和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持续“火爆”,让近几年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的新型储能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专家预期,“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化学储能平均每年将会以80%的增速增长,“十五五”期间仍将保持平均每年50%的增速。在电化学储能赛道火热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诸如行业内卷、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盈利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同质化竞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电化学储能行业可谓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正经历着“冰与火两重天”的严峻考验。 一方面,基于储能市场的高景气和高增长预期,电化学储能正成为资本角逐的新赛道,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及当地是否有资源禀赋优势或扎实产业基础,贸然采取“拿来主义”,机械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与做法,造成产业重复建设、发展势头火热等现象十分突出,各地产业规划上大同小异、频频“撞车”,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还有不少其他领域的企业甚至是三无(即无技术研发,无生产能力,无售后服务)“皮包公司”纷纷跨界涌入这一热门赛道,都想方设法来“分一杯羹”。大量企业和资本蜂拥而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整个行业的爆发式增长,迎来一波又一波扩产增容热潮,产能严重过剩预示着新一轮洗牌开始。然而,储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相对高的技术门槛,若没有过硬的技术积累和相应的人才保障,只是盲目跟风、随意投资,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也会对整个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只有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和过硬产品的企业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王道”。 另一方面,尽管目前电化学储能的发展处于如火如荼的势态,但由于行业加速洗牌、市场日益饱和、产业严重内卷、价格愈演愈烈、竞争趋于白热,其热辣滚烫的“盛宴”背后其实是“一把辛酸泪”,除了诸如福建宁德、比亚迪等少数几家行业顶尖企业发展相对较好外,绝大多数企业的毛利率比较低,效益下滑,处于微利边缘,有些甚至出现巨额亏损,整个行业总体状况并不理想,全要素生产率近年不升反降。尤其是随着储能价格屡创新低,不少抱着“博一把”的心态而盲目进入该行业的投资商,逐渐认识到该行业进入的“高门槛性”和赚钱的艰难性,已有相当部分企业相继退出了该行业,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有的因为产品严重同质化,让不少电化学储能企业想借助投机取巧的“噱头”搏一把或通过压降材料成本、优化员工、削减工资、减少开支等方式来降本增效,想方设法寻找各种“续命术”,以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狭缝中求得生存之道。 “挡路虎”有待破解 总体而言,电化学储能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遇到的难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引起的,既有政策和市场层面的问题,也有技术和硬件层面的问题。要想确保其健康发展并迈入正轨有很多难关要闯,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去解决: 从政策和市场层面,电化学储能存在市场话语权相对较弱、主体资格有待明确、社会资本参与辅助服务门槛高等问题,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常处于被动不利地位:一是新型储能成长空间受限。由于传统电力市场留给新型储能的空间不大,发电侧储能收益直接来源于电力市场,而现行的电力市场的总体运行环境对电化学储能的发展并不太友好,致使电化学储能收益难以保障;二是储能作为辅助服务市场主体资格尚待明确。因为电化学储能受自身规模限制,难以像传统抽蓄那样主要用来调峰调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提供的辅助服务上,因此辅助服务市场的规制对其收益有着决定的影响。但在发电侧,电化学储能是作为发电厂机组的辅助设备运行的,其本身并没有辅助服务市场独立的经营资格,致使在收益分享中常处于不利地位,由此给电化学储能的收益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三是作用空间易受限制。因为电化学储能容量规模一般较小,满功率连续充放电大都在1至2小时之间,虽可有效应对新能源日内波动,但若出现长时间极端天气情况,储能利用效率会受到较大制约;四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由于电化学储能产业现有标准体系尚不完善,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近两年大量良莠不齐的企业纷纷涌入,价格战和“口水战”频频迭出、狼烟四起,容易导致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从技术和硬件设施层面来讲,我国电化学储能面临产业链脱钩、技术标准滞后、安全性难以杜绝等诸多问题,致使电化学储能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麻烦”:一是关键核心零部件存在“短板”。虽然我国电化学储能产业已经形成了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双极板到电池模组和电堆生产、电池制造及后端应用市场开发的完产业链条,但在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等一些上游核心零部件仍依赖进口,自给率不到三成,面临“卡脖子”的处境;二是电池芯片和仿真软件存在“软肋”。尽管我国近年在电池芯制造和仿真软件方面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但电池企业在设计仿真环节中普遍使用的仍是国外的CAE仿真软件,国内电池设计仿真软件设计虽取得一定进展,距离实现国产替代还有较大的差距,对整个产业发展的束缚也远超核心零部件断供的程度;三是产业技术标准存在“欠缺”。我国在电化学储能领域的标准创制起步较晚,在国际标准的创建方面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电化学储能相关制造工艺及安全标准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同我国电化学储能产业的国际地位极不匹配;四是原材料供应面临“瓶颈”。电化学储能的上游金属材料(锂、钴、镍等)矿石资源的“壁垒”效应非常明显,对外依存度总体超过80%,譬如磷酸铁锂电池的最关键原材料“锂”矿,我国储量仅占全球6%,60%以上的锂资源依赖国外进口,存在明显资源安全保障压力,实现自主可控迫在眉睫。 “五措并举”确保行稳致远 电化学储能作为一个具有“高确定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个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商业化初期,前期资金投入量大、生产技术密集高、产品更迭速度快,一旦规划、投资、市场不及预期,往往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付出高昂机会成本。要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通过“强内力”破除“重内卷”,“强优势”化解“高门槛”,“差异化”平衡“同质化”,努力打造电化学储能创新的新高地,不断开拓电化学储能发展的新局面。 1、在“统”字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储能业务发展的新模式。近年来,国家及地方颁布一系列鼓励新型储能业务尤其是电化学储能发展的政策文件,政策的层层加码促使电化学储能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但如何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助力电化学储能产业行稳致远则是一个重要命题:一要统一认识,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以规划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以市场为主导、以机制为保障、以安全为底线,高点定位、统筹谋划、科学布局好电化学储能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产业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大局为重,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切实打破和消除各种阻碍电化学储能发展的利益藩篱;二要统合政策标准。结合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系统构建的要求,对现行新型储能发展政策和规划措施进行整体性设计和系统性谋划,将其纳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大框架之下,真正形成各层面法规、政策、制度、标准的有机配套与相互协调,从制度安排上纾解电化学发展上面临的诸多共性难题,从顶层设计上科学谋划好电化学储能的发展方向;三要统筹资源资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两种资源,因地制宜推动电化学储能全领域、全球范围内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有效激活资源价值和放大资本功能,切实提升新型储能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政策合力,尽可能实现规划、产业、平台、人才“四大共享”,为电化学储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在“改”字上动真格,大胆勇??储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目前制约以电化学化储能为主的新型储能良性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电力交易模式下电站利用率较低、盈利难有保障,导致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据中电联新发布《新能源配储能运行情况调研报告》,所调研电化学储能项目平均等效利用系数仅为12.2%,而新能源配储等效利用系数仅为6.1%,远低于其他类型配储的利用系数。在电力市场化改革大背景下,如何加大改革、构建有利于新型储能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一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切实提高以电化学为主的新型储能利用率,从根本上解决新型储能大规模建设和调用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就加强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行管理、技术要求及协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二是不断加大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丰富电化学储能应用场景和实际参与交易品种,确保收益来源多元化。 在这方面山东经验值得借鉴,首创独立储能电站进入现货市场运行方式,创造了电量交易+容量补偿+容量租赁收益模式,让新型储能运行经济性得到可靠保障;三是借鉴抽水蓄能、煤电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建立新型储能容量电价机制,切实改变新型储能建设运行成本难以通过输配电价疏导、主要由新能源电站单一主体“买单”的现状,让新型储能电站有一个基本可靠的收益保障。 3、在“新”字上求突破,着力发展储能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电化学储能技术发展将围绕成本、安全、环保、循环寿命等方面加大创新和攻关,重点聚焦于以下关键方向:一是大容量、长时间储能电池结构不断革新升级,电池容量在500Ah+以上和时长4小时以上锂离子电池技术会得到市场更大的青睐,尤其是更高能量密度、更短充电时间、更长使用寿命及更高安全性能的固态电池发展前景不可小觑,有望给储能产业带来颠覆性变革;二是取材方便、成本低廉的液流电池、钠离子电池的产业化进程将加快,有可能实现更大规模的研发应用,存在后来居上、弯道超车的可能;三是高性能、低成本的正负极电极、电解质、隔膜等储能关键材料和核心元器件的研发将持续优化改进,以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和实现市场突围,为电化学储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更加高效和可靠的支持;四是包括电池管理系统(BMS)、能量管理系统(EMS)、温控系统和消防系统、多能互补和混合储能系统等在内的系统集成技术和仿真软件设计方兴未艾,以更好实现国产替代和破解“卡脖子”难题,为电化学储能各类场景打造“一站式”解决方案,使储能电站的整体性能更加优化。总之,技术创新是电化学储能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在储能材料、电芯设计和制造、储能系统集成和安全管理等领域和方向持续加大创新,才能有效破解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和梗阻,在与狼共舞中取得竞争主动权。 4、在“融”字上作文章,积极培育“储能+”的发展新业态。随着家庭、工商业、微电网等分布式储能的广泛兴起以及应急电源、充电桩、通信等移动储能的日益普及,电化学储能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丰富,以“储能+”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将成为引领行业的必然趋势:一是储能与能源电力的融合。在进一步做好“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和源网荷储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在城市配网领域合理配置一定规模电化学储能,鼓励在满足电网安全要求、符合电网规划的前提下,依托现有变电站周边空地建设储能电站;二是储能与工商业的融合。大力推广“用户侧共享储能”等商业模式新示范,结合新能源汽车下乡+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建设农村“新能源+储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努力探索工商业分布式储能市场化应用的新途径,鼓励在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开展分布式多能联供的新模式;三是储能与交通运输业的融合。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鼓励在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和超级快充站合理配置电化学储能设施,支持构建以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网络、电池租赁、回收利用为链条的新型储能生态体系;四是储能与环保产业的融合。数据显示,当电化学电池材料中拆解回收占比为40%,电池成本可降到0.4元/Wh;当拆解回收占比为90%,电池成本可降低到0.2元/Wh。由此可见,储能与环保产业联系十分紧密,不仅有利于回收宝贵稀缺资源,而且也可有效避免环境污染,同时还能实现大幅降低电池成本。 5、在“深”上见实效,夯实筑牢储能产业发展战略新高地。牢牢把握电化学储能产业革命大趋势,不断深化储能产业结构调整,以筑牢价值链为核心,重塑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生态链,做强长板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努力构建“四链”协同的现代电化学储能产业发展新体系:一是优化创新链。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研发重点、实施路线、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最大限度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建立覆盖研发、检测、中试和实证的全场景的创新链平台,实现基于协同创新驱动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高度耦合与良性互动;二是做强供应链,重点围绕电化学储能的产品设计、材料采购、物流运输、仓储管理、生产加工、样品试制、订单处理、终端零售等全环节减环节、优流程、提效率,实现“产供销、内外贸、上下游”一体化发展;三是精壮产业链,加快培育形成从锂矿开采加工到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关键材料以及电池制造、检测检验、终端应用及拆解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产业链条,切实推动电化学储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四是丰富生态链。搭建起覆盖关键矿产开采、重要材料冶炼、关键零部件生产、重大装备制造、系统集成、产品咨询检测、项目投资建设等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延链、补链、增链、强链,实现倍增效益和乘数放大效应,打造产业集中集聚集群优势,奋力书写引领电化学储能世界发展浪流的中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