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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概念》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0-04-16

  • 中国工程院王辰院士领衔的德国、中国及美国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在线发表论文“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a novel concept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介绍了中国利用方舱医院应对COVID-19疫情的实践经验。文章指出方舱医院是一种新颖的公共卫生理念。它们于2020年2月在中国首次实施，以应对COVID-19疫情。中国的方舱医院是通过将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现有公共场所改建成医疗卫生设施，迅速建成的大型临时性医院。它们的作用是将轻度至中度COVID-19患者与家庭和社区隔离，同时提供医疗、疾病监测、食物、住所和社会活动。文章记录了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期间的方舱医院的发展，并解释了方舱医院的三大特点（建设迅速、规模庞大、成本低廉）和五大基本功能（隔离、分流、基本医疗、频繁监测和快速转诊、基本生活和社会活动）。文章认为方舱医院可以成为国家应对COVID-19疫情以及未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力组成部分。

  • 原文来源：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44-3/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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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2日_方舱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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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zhangmin
    • 发布时间：2020-04-04
    • 1.时间：2020年4月2日 2.机构或团队：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工程院 3.事件概要： 中国工程院王辰院士领衔的德国、中国及美国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在线发表论文“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a novel concept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介绍了中国利用方舱医院应对COVID-19疫情的实践经验。文章指出方舱医院是一种新颖的公共卫生理念。它们于2020年2月在中国首次实施，以应对COVID-19疫情。中国的方舱医院是通过将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现有公共场所改建成医疗卫生设施，迅速建成的大型临时性医院。它们的作用是将轻度至中度COVID-19患者与家庭和社区隔离，同时提供医疗、疾病监测、食物、住所和社会活动。文章记录了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期间的方舱医院的发展，并解释了方舱医院的三大特点（建设迅速、规模庞大、成本低廉）和五大基本功能（隔离、分流、基本医疗、频繁监测和快速转诊、基本生活和社会活动）。文章认为方舱医院可以成为国家应对COVID-19疫情以及未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力组成部分。 4.附件： 原文链接：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44-3/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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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特殊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实现多赢》
    • 来源专题：艾滋病防治
    • 编译者：李越
    • 发布时间：2011-06-09
    • 关于“阴滋病人”沸沸扬扬的讨论声渐趋平静，但事情远未结束。 卫生部的表态、钟南山院士团队的结论、再到“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的观望与质疑，一度让人眼花缭乱。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应该相信谁的说法，普通公众颇有些摸不着头脑。 事实上，笔者认为，对于特殊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来说，此次的“阴滋病”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引子。 随着生物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网络信息的高度发达，今后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件可能还会屡有发生，甚至更为复杂。 在此次“阴滋病人”事件中，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虽然遭到“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群体的诟病和质疑，但从2009年第一次介入至今，两次委托科学家团队进行调研，完成六省市流行病学的调查，更将血样送到国外检测。工作确实没少做。 毕竟这个事件有它的特殊之处：由网络聚集、呈散发形式，与传统的集中爆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所区别。作为行政部门，卫生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后两次作出调查，根据专家结论进行权威发布，并且部分澄清了人们的疑惑：这不是艾滋病。在目前的框架下，由其继续推动事件的发展已然不太现实。 再来看看以钟南山院士团队为代表积极介入这一事件的临床医院、科研单位。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挤用自己其他课题的研究经费，帮助这个群体摘掉了“恐艾症”的帽子，肯定了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成员身上的症状，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并仍在推进研究，积极为病患开展治疗。 但是依靠科学家继续推进困难仍不少，毕竟，不能长久挤占其他课题经费来支持未立项的研究。 毋庸置疑的，在该事件中处于最弱势角色的“病人”们，对获得救治和科研的需求难以满足，有权利和理由表达自己的质疑和不满。他们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症状，还要顶着被扣上“恐艾”帽子的心理压力，承受病因不明、传染及其途径不清、症状不消的恐惧和彷徨。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工作，到处奔波，积极配合每一次的检测和调查，付出颇多。 于是，在这个特殊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面前，现有体制框架中各方的处境都显得尴尬，我们似乎无法指责其中任何一方。那么，是否有一种方式化解这种尴尬，使各方都获得多赢呢？ 笔者认为，或可在体制外寻求一种新的救济模式，如以民间团体的方式，成立应对此类事件的特殊基金，来推进这种特殊公共卫生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 设想此类基金可由患者、NGO组织、慈善机构捐助，委托专人运作管理，专门资助临床医院、科研机构开展国家未予立项的特殊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式如果指向一些存在潜在重大影响的疾病，可以说服国家进一步立项资助投入；如尚无潜在威胁，也可打消已有症状群体的疑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社会谣传。 不论如何，笔者希望，在今后可能出现和发生的特殊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能出现一个各方多赢的结局，关键是让病有所医。 《科学时报》 (2011-05-20 A3 科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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