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发布:2016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_资讯频道_中国城市规划网》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7-08-24
  •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第一年。全国城乡建设系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加快建设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城市(城区)建设[2]

    概况[3]

    2016年年末,全国设市城市657个,比上年增加1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93个,县级市360个。据对656个城市和2个特殊区域统计汇总[4],城市城区户籍人口4.03亿人,暂住人口0.74亿人,建成区面积5.43万平方公里。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5]

    2016年完成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17460亿元,比上年增长7.7%,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8%。其中,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园林绿化投资分别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43.3%、23.4%和9.6%。

    城市供水和节水

    2016年年末,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3.03亿立方米/日,比上年增长2.2%,其中,公共供水能力2.39亿立方米/日,比上年增长3.4%。供水管道长度75.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6.5%。2016年,年供水总量580.7亿立方米,其中,生产运营用水160.7亿立方米,公共服务用水81.6亿立方米,居民家庭用水220.5亿立方米。用水人口4.70亿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76.9升,用水普及率98.42%[6],比上年增加0.35个百分点。2016年,城市节约用水57.6亿立方米,节水措施总投资29.5亿元。

    城市燃气

    2016年,人工煤气供气总量44.1亿立方米,天然气供气总量1171.7亿立方米,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078.8万吨,分别比上年减少6.5%、增长12.6%、增长3.8%。人工煤气供气管道长度1.9万公里,天然气供气管道长度55.1万公里,液化石油气供气管道长度0.9万公里,分别比上年减少13.0%、增长10.6%、减少3.3%。用气人口4.57亿人,燃气普及率95.75%,比上年增加0.45个百分点。

    城市集中供热

    2016年年末,城市供热能力(蒸汽)7.8万吨/小时,比上年减少3.0%,供热能力(热水)49.3万兆瓦,比上年增长4.4%,供热管道21.4万公里,比上年增长4.5%,集中供热面积73.9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9.9%。

    城市轨道交通

    2016年年末,全国有30[7]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线路长度3586公里,分别比上年增加6个城市,增长16.8%,车站数2383个,其中换乘站541个,配置车辆数19284辆。全国39个[7]城市在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4870公里,分别比上年增加1个城市,增长21.9%,车站数3080个,其中换乘站827个。

    城市道路桥梁

    2016年年末,城市道路长度38.2万公里,比上年增长4.8%,道路面积75.4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0%,其中人行道面积16.9亿平方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5.8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2平方米。2016年,全国城市新建地下综合管廊1791公里,形成廊体479公里。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

    2016年年末,全国城市共有污水处理厂2039座,比上年增加95座,污水厂日处理能力14910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6.2%,排水管道长度57.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6.9%。城市年污水处理总量448.8亿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比上年增加1.54个百分点,其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89.80%,比上年增加1.83个百分点。城市再生水日生产能力2762万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45.3亿立方米。

    城市园林绿化

    2016年年末,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220.4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30%,比上年增加0.18个百分点;建成区绿地面积199.3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4%,建成区绿地率36.43%,比上年增加0.07个百分点;公园绿地面积65.4万公顷,比上年增长6.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70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35平方米。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225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面积10.9万平方公里,可游览面积4.2万平方公里,全年接待游人8.9亿人次。国家投资84.4亿元用于风景名胜区的维护和建设。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

    2016年年末,全国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79.5亿平方米,其中机械清扫面积47.5亿平方米,机械清扫率59.7%。全年清运生活垃圾、粪便2.17亿吨,比上年增长5.3%。全国城市共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厂)940座,比上年增加50座,日处理能力62.1万吨,处理量1.97亿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6.62%,比上年增加2.52个百分点。

    二、县城建设

    概况

    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县[8]1537个,比上年减少31个。据对1526个县,以及4个已撤县改区的县和14个特殊区域统计汇总,县城户籍人口1.39亿人,暂住人口0.16亿人,建成区面积1.95万平方公里。

    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

    2016年,完成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3394.5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道路桥梁、园林绿化、排水分别占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53.2%、14.8%和7.7%。

    县城供水和节水

    2016年年末,县城供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0.54亿立方米/日,比上年减少6.0%,其中,公共供水能力0.46亿立方米/日,比上年减少3.3%。供水管道长度21.1万公里,比上年减少1.6%。2016年,全年供水总量106.5亿立方米,其中生产运营用水27.0亿立方米,公共服务用水11.6亿立方米,居民家庭用水48.9亿立方米。用水人口1.40亿人,用水普及率90.5%,比上年增加0.54个百分点,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19.43升。2016年,县城节约用水2.3亿立方米,节水措施总投资2.98亿元。

    县城燃气

    2016年,人工煤气供应总量7.2亿立方米,天然气供气总量105.7亿立方米,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219.2万吨,分别比上年减少12.5%、增长3.0%、减少4.7%。人工煤气供气管道长度0.14万公里,天然气供气管道长度10.60万公里,液化石油气供气管道长度0.16万公里,分别比上年减少0.7%、减少0.5%、减少23.6%。用气人口1.21亿人,燃气普及率78.19%,比上年增加2.29个百分点。

    县城集中供热

    2016年年末,供热能力(蒸汽)1.0万吨/小时,比上年减少25.4%,供热能力(热水)13.0万兆瓦,比上年增长3.7%,供热管道4.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1.4%,集中供热面积13.1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5%。

    县城道路桥梁

    2016年年末,县城道路长度13.2万公里,比上年减少1.4%,道路面积25.3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6%,其中人行道面积6.3亿平方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6.41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3平方米。2016年,全国县城新建地下综合管廊214公里,形成廊体59公里。

    县城排水与污水处理

    2016年年末,全国县城共有污水处理厂1513座,比上年减少86座,污水厂日处理能力3036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2%,排水管道长度17.2万公里,比上年增长2.4%。县城全年污水处理总量81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87.38%,比上年增加2.16个百分点,其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85.8%,比上年增加2.34个百分点。

    县城园林绿化

    2016年年末,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63.3万公顷,比上年增长2.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2.53%,比上年增加1.75个百分点;建成区绿地面积55.9万公顷,比上年增长3.2%,建成区绿地率28.74%,比上年增加1.69个百分点;公园绿地面积17.1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05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58平方米。

    县城市容环境卫生

    2016年年末,全国县城道路清扫保洁面积25.1亿平方米,其中机械清扫面积12.7亿平方米,机械清扫率50.7%。全年清运生活垃圾、粪便0.71亿吨,比上年减少0.8%。全国县城共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厂)1273座,比上年增加86座,日处理能力19.1万吨,处理量0.57亿吨,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5.22%,比上年增加6.18个百分点。

    三、村镇建设

    概况

    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20883个,乡(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10872个。据对18099个建制镇、10883个乡(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775个镇乡级特殊区域和261.7万个自然村(其中村民委员会所在地52.6万个)统计汇总[9],村镇户籍总人口9.58亿。其中,建制镇建成区1.62亿,占村镇总人口的16.96%;乡建成区0.28亿,占村镇总人口的2.92%;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0.04亿,占村镇总人口的0.45%;村庄7.63亿,占村镇总人口的79.67%。

    2016年年末,全国建制镇建成区面积397.0万公顷,平均每个建制镇建成区占地219公顷,人口密度4902人/平方公里(含暂住人口);乡建成区67.3万公顷,平均每个乡建成区占地62公顷,人口密度4450人/平方公里(含暂住人口);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13.6万公顷,平均每个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占地176公顷,人口密度3665人/平方公里(含暂住人口)。

    规划管理

    2016年年末,全国已编制总体规划的建制镇17056个,占所统计建制镇总数的94.2%,其中本年编制1308个;已编制总体规划的乡8737个,占所统计乡总数的80.3%,其中本年编制544个;已编制总体规划的镇乡级特殊区域594个,占所统计镇乡级特殊区域总数的76.6%,其中本年编制43个;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323373个,占所统计行政村总数的61.5%,其中本年编制17543个。2016年全国村镇规划编制投资达35.1亿元。

    建设投资

    2016年,全国村镇建设总投资15908亿元。按地域分,建制镇建成区6825亿元,乡建成区524亿元,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238亿元,村庄8321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42.9%、3.3%、1.5%、52.3%。按用途分,房屋建设投资11882亿元,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4026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74.7%、25.3%。

    在房屋建设投资中,住宅建设投资8734亿元,公共建筑投资1410亿元,生产性建筑投资1739亿元,分别占房屋建设投资的73.5%、11.9%、14.6%。

    在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中,道路桥梁投资1589亿元,排水投资474亿元,供水投资433亿元,环境卫生投资423亿元,分别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总投资的42.8%、11.8%、10.8%和10.5%。

    房屋建设

    2016年,全国村镇房屋竣工建筑面积10.6亿平方米,其中住宅8.0亿平方米,公共建筑1.1亿平方米,生产性建筑1.5亿平方米。2016年年末,全国村镇实有房屋建筑面积383.0亿平方米,其中住宅323.2亿平方米,公共建筑24.0亿平方米,生产性建筑35.8亿平方米,分别占84.4%、6.3%、9.3%。

    2016年年末,全国村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3.75平方米。其中,建制镇建成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4.94平方米,乡建成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1.23平方米,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7.24平方米,村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3.56平方米。

    公用设施建设

    2016年年末,在建制镇、乡和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内,供水管道长度60.8万公里,排水管道长度19.1万公里,排水暗渠长度9.7万公里,铺装道路长度44.3万公里,铺装道路面积29.8亿平方米,公共厕所15.2万座。

    2016年年末,建制镇建成区用水普及率83.86%,人均日生活用水量99.01升,燃气普及率49.52%,人均道路面积12.84平方米,排水管道暗渠密度6.28公里/平方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46平方米。

    2016年年末,乡建成区用水普及率71.90%,人均日生活用水量85.33升,燃气普及率22.00%,人均道路面积13.56平方米,排水管道暗渠密度4.52公里/平方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1平方米。

    2016年年末,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用水普及率91.52%,人均日生活用水量93.76升,燃气普及率58.14%,人均道路面积15.42平方米,排水管道暗渠密度5.88公里/平方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95平方米。

    2016年年末,全国68.7%的行政村有集中供水,20%的行政村对生活污水进行了处理,65%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说明

    [1]本公报中“城乡建设统计”是指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报表制度》中涉及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统计,包括供水、节水、燃气、集中供热、轨道交通、道路桥梁、排水和污水处理、园林绿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市容环境卫生,以及村镇规划和房屋建设等情况。

    [2] 本公报中各项统计数据统计范围的划分规定:

    城市(城区)包括:市本级(1)街道办事处所辖地域;(2)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地域;(3)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

    县城包括:(1)县政府驻地的镇、乡(城关镇)或街道办事处地域;(2)县城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地域;(3)县域内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

    村镇包括:(1)城区(县城)范围外的建制镇、乡、以及具有乡镇政府职能的特殊区域(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团场、工矿区等)的建成区;(2)全国的村庄。

    本公报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其中,村镇数据还未包括西藏自治区。

    [3]本公报中城市、县、建制镇、乡、村庄的年末实有数均来自民政部,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地区公安部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为统计部门常住人口数据。

    [4] 本公报城市(城区)部分统计了656个城市和2个特殊区域。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克达拉市因新设城市,暂无数据资料;河北省白沟新城、陕西省杨凌区按城市统计。

    [5]本公报中城区和县城的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为计划总投资在5万元以上的市政公用设施项目,不含住宅及其他方面的投资。

    [6]本公报中除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外,所有人均指标、普及率指标均以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合计为分母计算。

    [7] 本公报中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和磁悬浮等5种类型。截至2016年底,在国务院已批复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43个城市中,除包头、南通、绍兴、洛阳、东莞等5个城市外,已经全部开始建设或建成轨道交通线路。未含在43个城市名单中的昆山市、温州市、肇庆市3个城市的上海地铁11号线北段昆山路段、温州市域铁路S1线和S2线、广佛肇城际铁路城区内线路也按城市轨道交通统计在内。

    [8]本公报中所称的县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本公报中县城部分统计了1526个县,另有4个已经撤县改区的县和14个特殊区域也统计在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团部驻地不再按县城统计,作为镇级特殊区域纳入村镇报表统计。

    11个县没有数据,河北省邢台县、沧县,山西省泽州县,辽宁省抚顺县、盘山县、铁岭县、朝阳县,河南省安阳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和田县等10个县,因与所在城市市县同城,县城部分不含上述县城数据,数据含在其所在城市中;福建省金门县暂无数据资料。

    江西省东乡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和陕西省户县3个县新改区,仍按县城统计;湖南省望城县已改区,因特殊原因,仍按县城统计。

    14个特殊区域包括河北省曹妃甸区,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江西省庐山风景区,湖南省南岳区、大通湖区、洪江区,海南省洋浦开发区,云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昆明倘甸产业园区和昆明轿子山旅游开发区,青海省海北州府西海镇、茫崖行委、大柴旦行委、冷湖行委,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寺堡开发区。

    [9]本公报中所称的乡包括乡、民族乡、苏木、民族苏木。村镇部分除建制镇和乡外,还统计了行政级别相当于镇乡级的特殊区域。

    统计建制镇(乡)和村庄与实有个数不一致,原因一是西藏140个镇、545个乡缺报;二是县政府驻地的建制镇(乡)纳入县城统计范围,不再重复统计;三是按统计范围的划分规定,部分位于城区(县城)的建制镇(乡)纳入城区(县城)统计,不再重复统计;四是部分省(区、市)的个别乡新改建制镇或建制镇新改街道,仍按原行政区划统计。

    [10]本公报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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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08-03
    • 英国金融时报网7月30日发表署名为黄震撰写的题为《智慧城市与未来汽车:历史、问题和展望》的文章。文章说,数字化转型将重塑汽车和城市的关系,使得汽车和城市重回互相赋能的阶段,促进彼此的发展,但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身依然面临诸多的挑战。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每当我们探究未来汽车的发展时,总是绕不开汽车与人的关系、汽车与城市的关系。近代城市发展和崛起后不久,汽车就被发明和应用,与城市的演化相生相伴。城市的演化进程中,汽车总是作为一个重要载体,链接居民与城市,形成不断变化和繁衍的共同体。 汽车与城市曾经互相赋能,互相促进,然而在最近的十年,汽车的无序发展也给城市带来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两者间的矛盾日益显著。而未来,智慧城市和未来汽车将发展构建出怎样的关系?伴随大数据、云存储、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城市将逐步成长为“智慧城市”,汽车也有望跨越原本的交通属性,承载更多数据节点的功能,再次和城市和谐共处,相生相伴。 历史还在不断演化过程中,许多片段我们曾经身处其中,许多未来也将由我们共同创造。 汽车与城市互相赋能,加速发展 近代城市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伴随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城市的主要职能从以往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逐步向经济枢纽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成为城市的主导力量。伴随着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和物资流动的迅猛发展,如何通过技术发展,升级出新的交通方式,便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汽车发展来自于技术的简单迁移。蒸汽机普及之后,很快被应用到交通领域,出现了早期的蒸汽汽车。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首都伦敦,虽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但是主要交通工具基本和中世纪相差不大,依旧是马车。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的街头就已经出现了“行走的锅炉”。早期的蒸汽汽车如同那个时代的工业极客,虽然噪声大、喷吐烟尘、运行也非常不稳定,但它标志着古代交通运输和近代交通运输的分野,机械力宣告开始代替人力和畜力。此后,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1886年内燃机汽车诞生,汽车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逐渐替代马车,成为城市内部交通的主导方式。 汽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在拓宽城市半径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活动半径以及交流行为。人们的生活空间更加广阔,活动范围从点扩大到面,使得生活和工作的效率大大提升,人和人之间交流、通讯、沟通的便捷性也大大提升。 在上两次工业革命中,城市的发展为汽车的诞生和扩张提供了需求和空间,而汽车的发展也为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内部交通便利性提供了基础。城市和汽车似乎彼此赋能,让人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汽车与城市之间的矛盾 但正如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当城市和汽互相赋能,彼此加速发展到某个节点,一些先前不那么显著的,由汽车数量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被城市居民所诟病。而停车难也引发了城市空间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车为本的争论。汽车与城市相互赋能的蜜月期逐步走向尽头,彼此的矛盾逐步凸显。 --引起空气污染 二十世纪早期,美国洛杉矶的城市人口和汽车数量快速增长,空气污染的状况也越来越令人堪忧。1943年7月26日的“洛杉矶雾霾”事件,以及1952年和1955年的“光化学烟雾”,更使得洛杉矶从“天使之城”变为“雾霾之城”。伴随雾霾成因调查的深入,汽车逐渐成为关注的对象。1952年,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Arie J. Haagen-Smit首次提出,洛杉矶雾霾的形成与汽车尾气以及光化学反应下的气粒转化有着直接关系。 汽车曾经是洛杉矶市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成为污染源的重要部分,不仅洛杉矶市民很难接受,加州政府对汽车装备标准的建议也遭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等的抵制。直到1970年联邦《清洁空气法》的出台,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成立,洛杉矶的雾霾治理才走上快车道。汽车燃料、尾气排放、汽车装置等都受到了严格的监控和管理。 汽车带给城市的环保的压力一直持续到了现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的报告中指出,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产生的有害气体,同工业废气一样,对于人类的死亡负重大责任。 --形成交通拥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伦敦的机动车保有量就已经超过了240万辆。2002年,伦敦中心区的平均行驶速度仅为14公里/小时,高峰时期行驶在中心区内的驾车者至少需要花费一半的时间用于等待。大量的车流和频繁的拥堵也导致了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增加,中心区的生活和工作效率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伦敦于2003年2月开始在中心地区对行驶车辆实施拥堵收费,以缓解交通拥堵。此外,新加坡、斯德哥尔摩等城市也因为交通拥堵状况,出台了拥堵收费政策。 交通的拥堵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拥堵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根据交通数据公司INRIX发布的报告,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是拥堵时间占比最高的城市,一年30%的驾车时间内时速仅为15公里。 --挤压空间资源 汽车在城市内行驶时,会导致环保和交通拥堵的问题,而当汽车不行驶时,又会滋生出停车难的问题。根据美国交通信息数据公司Intrix的研究发现,美国司机平均每年要花费17个小时寻找停车位,因此造成的浪费高达730亿美元,包括浪费的时间、燃料,以及额外的排放等。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中,停车最难的是纽约市,纽约的司机平均每年要花费107个小时寻找停车位。 停车难背后的本质矛盾在于汽车资源对于城市生活资源的挤压。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坦诚,“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12%的土地已经用来建设道路,而14%则用来作为住房发展用途。可想而知,我们不能毫无限制地建造道路。”此外,由于汽车的保有量提升,城市还需要修建更多的行车道和停车场来解决问题,这更进一步挤占了人行道和城市的公共生活空间,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有别于此前两次工业革命,在我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变迁期间,汽车成为了城市问题的一部分,原本互相赋能的汽车和城市,成为彼此矛盾的共同体,引发的诸多难题,也让研究者和城市居住者深感困惑。 从限制到效率--新技术发展重塑汽车和城市关系 汽车的发展导致了诸多城市的问题,因此,通过城市管理的行政指令或是经济调节,在数量上限制汽车的发展,就成为许多城市管理者的首要选择。 2017年,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汗发布了《2017伦敦交通战略(草案)》,草案中将减少对汽车使用的需求作为首要目标。为了达成目标,伦敦政府计划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包括推广可替代交通、减少停车空间,以及实施办公场所停车收费方案等。同样在2017年,新加坡宣布将冻结乘用车总量的增长。此外,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就通过一系列经济方式,限制汽车的发展,其中包括高昂的消费税、注册费用、停车费等。同样的限制性措施,也发生在纽约、东京、香港等著名全球性都市。 在外界限制汽车发展的同时,从汽车行业内部,伴随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众多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许多汽车和互联网相关企业也正在实践新的方式,从集合性、指令性和经济性的方式,转为分布式的效率提升,即提升现有汽车的使用效率,通过效率的提升,降低汽车使用的总量,使得单位时间汽车的使用量得到下降。 2017年5月,美国智囊机构RethinkX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的Tony Seba与科技投资人James Arbib联合发布分析报告,报告预测到2030年,美国私家车保有量将下降80%,绝大多数人都会使用可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国内某著名出行企业创始人也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大量的私家车只有5%的时间在使用,而城市却要为它们在95%时间的闲置建造大量的停车场。”他认为,今后大量的城市内出行交通,都可以通过现有车辆“共享”的方式来解决。不仅仅是汽车“共享”的方式解决出行问题,停车难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共享”的方式进行优化和解决。共享车位、停车位在线交易等尝试已经在美国、中国等多个城市进行试点和运行。 而此次,城市的发展又一次有望与汽车的发展相伴相生。眼下,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城市也逐步向“智慧城市”进行演化。共享模式也将与其他解决方案一起,构建成为智能城市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就从城市管理体系、信息化服务平台、公共交通体系和新产品与共享模式四个角度出发,构建了360度解决方案,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提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报告中也提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综合集成模型、按需的数字化交通等将成为未来重点发展和使用的新技术,并且提出利用传感器和实时数据来解决交通多领域的问题,提议通过更有效的数据集成和共享解决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随着智能网联等技术的发展,传感器在汽车上的应用使得汽车得以脱离原本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数据的贡献者和接收者,并发展成为智慧城市的数据节点。随着数据通信技术,特别是5G技术的未来应用,许多汽车和互联网从业者都在展望自动驾驶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数据处理和接收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伴随智能设备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大规模应用,无人驾驶技术将突破目前的通过设备识别-运算-决策模式,而将依靠城市内众多智能设备和汽车的通讯,完成识别工作,并在运算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将大大提升无人驾驶的运行效率,并通过算法的演化使得城市道路、停车场等设施的使用状况不断优化。 当然,以上的展望和畅想,都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深化发展和城市管理、汽车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法国里昂负责可持续交通的市政官员韦斯科曾经描述说,“数字信息将成为推动城市机动性的新燃料”。诚然,数字化转型将重塑汽车和城市的关系,使得汽车和城市重回互相赋能的阶段,促进彼此的发展,但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身依然面临诸多的挑战。 首先,开放性的生态亟待构建,使得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可以彼此相同,数据的价值可以得到唤醒和彰显。在目前的环境中,有关城市和汽车的数据分别属于公共管理部门、汽车相关企业以及互联网相关企业,在各自组成部分内部甚至还属于个别重要部门,从而出现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单独的数据由于无法和其他相关数据连接,使得其价值也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解决这个重点难题,公共部门的顶层设计规划必不可少,主要的汽车和互联网企业也需要在数据开放的过程中做出表率和积极尝试。 其次,法律法规的发展需要给予创新模式生存改善的空间。新生事物的出现以及创新模式的探索,很多时候对于现有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冲击,并对传统的管控模式造成挑战。如果法律法规过于细节和僵化,有可能使得任何改进和探索都要冒着违法的代价,这样的结果就是对于创新的打击和限制。如上文所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伦敦的街头已经出现早期的蒸汽汽车,但是1865年在英国议会却通过了第一步机动车道路安全法规,对于时速、驾驶人员数量等细节问题做了多项规定,其中甚至规定必须有1人在车辆50米之外,一边步行,一边摇动红旗,为机动车开道,提醒汽车即将通行。这个著名的“红旗法案”使得英国半只脚踏入了汽车行业,却又退缩回来了,最终把大好机会让给了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步伐落后。 再次,数据的安全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决定因素。尽管开放性的生态、数据的充分打通和应用会使得汽车和城市的未来发展更加美好,但是多终端和智能应用接入网络,在数据的收集、上传、分享、存储过程中涉及的应用程序、设备、网络以及使用者都是数据的承载者。而应用程序的编码漏洞、设备的管理漏洞、网络的传输协议漏洞,亦或是人为恶意操作等都将对数据安全带来安全隐患,而这些安全又和城市的居民及城市本身紧密相关。因此数据安全作为最后防线,直接关系着汽车和城市的数据化转型能否跨越挑战。 汽车曾经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城市内交通运行、物资流动、人员沟通交流的快捷性,并进一步提升了城市运行的效率。然而,当原有的数量线性发展遇到瓶颈时,汽车反而成为城市的麻烦制造者。但可喜的是,如今,技术的创新发展也许有望解构现有矛盾,使得汽车和网络可以在新的转型变革中再次彼此共享成果,彼此促进,共同发展。 未来将如何演化?相信我们都各有答案,带着不安和期待。
  •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怎样联动发展_资讯频道_中国城市规划网》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7-11-02
    • 2017-10-25 08:57来源: 解放日报 作者:郁鸿胜 分享到: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经济形势分析,一般主要从一个行政区域内,如一个省或市、地区,通过本行政区域经济要素的“三驾马车”来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新形势下,我们从行政区经济转变到经济区经济,把实施区域性发展战略作为提升发展质量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实施区域协调体制和机制、制定区域性措施和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建设能够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上中下三大城市群 抓准各自优势落实功能定位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现象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比如,2016年,重庆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0.7%,贵州是10.5%,在全国各个省市发展速度中分别排名第一、第二。为什么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样快? 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重点可围绕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城市群展开。长江经济带由5个城市群构成,分别是长江下游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的云南滇中城市群、贵州黔中城市群。在2016年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有一个阶梯性发展态势:下游城市群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到8%,中游城市群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到9%,上游城市群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到10%。这里面有两大因素起到了作用: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功能定位,二是实施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协调体制机制。 在指导意见中,国务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问题。首先,长江上游城市群抓住航电一体化的发展问题,以推动绿色发展为目标,规划建设航运发展战略,统筹水力发电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关系,对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整个长江经济带承担了我国内河运输任务的55%。又如,长江上游的绿色发展,如贵州的大数据建设,体现了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理念。其次,在长江中游城市群,要更好地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丘陵地带,依江傍水,建有40万家化工厂,其化工产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同时,我国的钢铁基地、石化基地都按长江流域布局。如果长江干流的黄金水道遭受污染,治理难度就会非常大。最后,长江下游城市群,抓住江海联运的关键点,把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与江海联运打通,就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未来。 另一个很关键的是城市群的协调体制机制一体化建设。区域合作一体化是一个最终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区域合作可以按照合作的不同内容和阶段,由低向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布局合作阶段,二是要素合作阶段,三是制度合作阶段。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达到10%,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的区域合作进入要素合作发展阶段。所谓要素合作指的是生产要素,如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区域合作。这一阶段通常由政府“搭台”,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让企业“唱戏”。长江上游城市群功能定位一旦成熟,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环境一旦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立马加快。 “政府搭台、政府唱戏” 推动经济社会资源全面合作 那么,又该如何来看长三角经济发展速度低于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城市群呢? 从经济总量来看,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20%。这是长江中游和上游城市群所比不上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长三角正处于区域协调的制度合作阶段。这个制度合作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合作,而且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系统全面合作,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某种意义上是“政府搭台、政府唱戏”,解决的是政府资源的一体化问题。 政府的制度资源,包括社会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卫生、生态、科技等。这个高起点水平的合作,是改善社会治理水平的区域合作,意味着合作进入深水区。但是,它不一定立即产生经济效益。而不开展这一合作,区域一体化就很难真正实现。不过,经验表明,这些政府资源的制度合作一旦产生效能,发展的环境基础打好了,其产生的厚积薄发效能将会在若干年后显示出来。这是区域合作的一个发展规律。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为什么要制度合作?这是由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所决定的。企业要生存和发展,生产的经济要素就要流动,就要从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动。通常来说,地方政府从保护地方财政收益角度出发,是不希望本地盈利企业大规模流动的。可现实挑战是,如果在长三角的盈利企业,没有生产要素流动,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就会降下来,这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长三角城市群的地方政府看到了这个弊端,由此逐渐达成共识,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的生产关系,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实现区域一体化的生产关系,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加强城市群的制度合作。长三角的制度合作是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协调体制机制。长三角的区域协调从原来的公路时代、高速公路时代向大桥时代、高铁时代不断深化,从交通一体化向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递进。这为奠定长三角城市群的布局合作、要素合作和制度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参加亚信会议的时候,曾对长三角的区域协调体制机制给予充分肯定。近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群的政府,正在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的协调体制和机制。 有人建议,运用长三角城市群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体制机制。其实,长三角的协调体制是根据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实际,以制度合作为前提量身定制的。这个体制机制有它的自身特点。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处于布局的合作阶段,长江上游城市群正处于要素合作的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照搬照抄。 当然,一些好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复制和推广,进而使得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建设形成高效有力的协调体制机制。比如,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顶层设计与统筹发展,建立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黄金水道的利益共同体,等等。 总的来看,长江经济带“三大二小”城市群发展阶段、合作条件各异,故合作机制和内容可以灵活些;可以鼓励城市群内各级政府的跨行政区合作,形成更紧密的都市圈体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