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煤新集公司稳步推进内部市场化改革》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wukan
  • 发布时间:2018-05-05
  • 中煤新集公司稳步推进内部市场化改革。一是尝试机关部室内部市场化。建立机关部室薪酬考核分配制度。在机关部室深入开展以岗位要素与个人业绩评价为主的工资分配模式,科学界定岗位要素价值与实际贡献,打破机关工资分配的平均化格局。二是加强公司内部 “ 服务、人才和资金 ”3 大市场的构建及管理。鼓励各所属单位之间以及单位内部以市场化的运营模式,互相开拓市场,提供相关服务,以市场价或内部指导价进行结算;建立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平台,提高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坚持以资金为主线的内部市场化运作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效能。三是持续推进矿井内部市场化运作。细化完善矿井内部市场价格结算体系,合理确定内部市场各主体,深入推行市场化结算模式,将市场压力传递到各区队、班组及每位员工。三是加强专业化公司内部市场化。全面整合内部关联资源,加强自身技术力量,在满足公司内部专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走出去参与外部市场开发;全面接轨外部市场,实行或参照市场化定价机制,完善内部服务价格结算体系,提高专业化运作效率。

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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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2-02-09
    •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2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提出,要不断提升能源市场化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机制,扩大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 煤电价格机制不断改革,对燃煤发电行业发展影响几何?又对电力市场建设提出哪些要求?针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 煤电价格浮动范围持续扩大 近年来,国家不断扩大燃煤发电价格浮动范围,为煤电价格市场化松绑。 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此前一直施行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革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并规定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 2021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提出,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原则上均不超过20%,但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卫斌分析,不断扩大煤电价格上下浮动范围的最主要动因就是电煤价格大幅上涨,燃煤发电企业普遍亏损。“而放松煤电价格管制,建立起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主导的定价机制,燃煤发电企业就可以根据电煤价格的波动调整煤电价格,对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煤炭价格处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仍需进一步放开煤电的价格浮动幅度。”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指出。 常态化煤价干预机制有待建立 如林卫斌分析,煤电企业多年一直未能从亏损“泥潭”中挣脱出来。 早在2018年,四大发电集团就曾联合发布《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文件显示煤电行业“亏损面达60%左右”。 2021年9月,大唐国际、京能电力等11家燃煤发电企业再次联名发布《关于重新签约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年度长协合同的请示》的文件。该文件称,随着全国煤价大幅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京津唐电网燃煤电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电厂亏损面达到100%。“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 煤电一直扮演着实现多元电力目标与需求的“压舱石”角色。但同时,煤电多年来也承担着降电价、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政策压力。”某煤电行业人士坦言,若一味让煤电企业降价,对于煤电企业自身发展及煤电行业转型,甚至国家能源安全、电力保障都是不利的。 袁家海认为,电煤作为战略性的基础能源,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煤电价格市场化,就要先管控好煤炭的价格机制。“首先要形成常态化的煤炭价格干预措施,使其在合理范围内浮动。由此形成从原料成本到发电成本,再到上网电价的有效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煤电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扩大煤电价格浮动范围,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健全电力市场是当务之急 “要推进煤电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电力市场建设是当务之急。”在林卫斌看来,健全包括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容量市场在内的电力市场是推进煤电市场化交易的有效保障。 袁家海亦认为,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或覆盖范围将有利于煤电市场化价格的形成。“目前所有省份都有电力中长期交易,但只有部分省份开展了现货交易。推动实现连续的、全年电力现货市场运行,应该成为下一步重点工作。” “现货市场敏锐的价格信号,能够改善各类机组的运行状态、促进机组优化,形成更合理的资源配置。”袁家海举例指出,煤电机组在价格高时满发,价格低时可在日前市场将已拿到的中长期交易电量转卖出去,“比如,某煤电机组的发电成本是度电0.35元,此时上网为度电0.15元,那么该煤电机组就可以寻找成本更低的电源代替发电,如此反而会增加利润。” 与此同时,随着现货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日益增长的电力辅助服务需求也要求煤电价格机制逐步配套完善。“这需要国家层面制定更加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袁家海说。 袁家海同时建议,在煤电作为调节性电源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不妨考虑尝试先在部分省份建立起针对煤电的容量补偿机制。“比如四川、云南等地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大,煤电装机及占比都较少。但在枯水期时,煤电机组又必须出力保供。过去曾讨论过让水电机组来补贴煤电,但在弃水严重时期,这一操作并不现实,因此对煤电机组的补偿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建议考虑先在这部分省份建立起针对煤电的容量补偿机制。”
  • 《电力市场化改革还能向前吗?》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1-02-03
    • 大家都知道最近甘肃现货市场“停摆”了,当然此前广东、山东也都“停摆”过,倒也不新鲜。尽管市场的推进与“2020年全面启动现货市场”的目标好像有些距离,但近期黑龙江、青海、陕西、新疆、江西、江苏等地都拿出了电力现货建设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或送审稿,也让市场感受到了推进改革坚定的步伐。虽然听说有些赶鸭子上架,但总归是在向前走。 然而,到底现货市场能走多远,仍然是围绕着业内人士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好回答,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到底能走多远的问题看似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但如果细想又是个决心和意愿的问题。 能否做成一件事情,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和能力,短期看基本是能力决定事情的成败,然而长期看则是意愿,因为能力可以培养和提高,但真正的意愿和决心则是取决于价值观。 近期在读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从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思考,结合最近电力市场化改革碰到的问题,故而写篇闲谈,与电力市场有关也无关,权供各位看官周末闲阅。 方向变化 电力市场化的背景是什么? 在经济发展上,中国在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其表现是经济资源对全面开放,包括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企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有企业经营特权将被逐步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方式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以上是李录先生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方向是趋势,那么电力市场化的方向就是确定的。其实从近些年政府的政策导向就能看出这种趋势的端倪端倪。 然而回翻过去,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是有着根深蒂固历史记忆的。往远说,过去一些朝代是存在一定市场经济的雏形的,但每当社会财富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需要进一步加深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些动荡和不稳定的状况,当时的政府通常就会以安定社会和民意的名义出面干预。比如历史上通常以国有专营的各种方式与民与商争利,以均贫富稳定社会,这样既充实国库,又让实际执行的官吏中饱私囊,一举三得,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因此如果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将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多少会让人不那么确信。所以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 改革开放后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投资。 改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执政党。曾经的劣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它很大的后发优势。政府利用超强的执行力设置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条件,把中国劳工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贸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即便知识产权、设计、市场两头都在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在中间加工这一环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或者说是在看得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这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通常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 一方面,外贸实际上是在国际大的自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整体的国际自由市场是一个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大循环里面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里使用了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设计、销售iPhone与制造iPhone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经济从落后状态追赶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都明确,只需照着走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推动经济跑得更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极限到底在哪。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显然它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样,当投资接近GDP的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要实现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这恰符合中央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未来的路可能连石头都没有,因为前人走过路,我们已经走过并且正在赶上,那未来怎么走呢? 未来的方向 经济发展需要靠一个个企业,社会财富归根结底是人创造的。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作用,通过各类型的企业研发、购买、生产、销售等行为组成了巨大的经济循环,创造了社会财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拿最常见的投资和贷款行为,如果把资金这种资源放在了好的项目上,那么是有好的收益回报的,反之则会造成损失。这种资源配置发生在经济运行中的各个部分,而目前有效配置资源的最好方法是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在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相悖。 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以共识和上下协调的关系来往前推动。政府需要可预测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从事有建设性的事情。当政府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如果面前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或是协助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现代经济绕不开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工业,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追赶时,政府就有能力去领导这些建设,从而加快追赶速度,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未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数个体受资本利益驱使,甘愿冒风险试错,最终成功者必然是市场最需要的,也必然是对未来社会资源最有效的分配。但如果由政府来做,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跟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特征是相悖的。 回看过去许多行业的发展,基本是以一种通过淘汰的方式前行着。前几天,香港联交所宣布自2021年1月18日起,汇源果汁被取消上市地位,这个与娃哈哈同期发展的国民饮料现在在超市几乎看不到了其身影。而类似这样曾经红极一时后又衰落的企业在国内外真是数不胜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大败局》,里面的许多公司可能会让你一听就知道,一想还真是“好久不见”了。 即使如电话的发明公司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培养了那么多诺贝尔获奖者,最终也消失了,其仪器部分的业务也不复存在。像这样创造性的摧毁,与政府的根本职能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因为如果由政府来做决策,怎么会去选择把贝尔实验室舍弃掉,而去选择一家几乎破产的电脑公司——苹果去投资呢?别说是政府,就是连很多投资行业的人可能都不会选择。 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走向,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是两者都有。 电力市场化的意愿 回到电力市场化这个话题,如果政府想持续的发展经济,那么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跟之前的40年又有很大不一样。通过自由市场去配置资源,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发展。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那么电力市场化的方向则是可期的。随着电能替代、碳中和等目标的前进,电力这么大的生产、生活必须要素如果没有市场的调节,效率如何进一步提升? 本文没有谈电力市场具体的问题,一方面能力有限,且有众多专家学者给出了分析方案,另一方面还是文初提到的:我们能否做成一件事情,取决于意愿和能力,短期看基本是能力决定事情的成败,然而长期看则是意愿,因为能力可以培养和提高,但真正的意愿和决心则是取决于价值观、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