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春灌用水 助力粮食丰收——长江中游地区春耕备灌一线见闻》

  • 来源专题:农业立体污染防治
  • 编译者: 季雪婧
  • 发布时间:2023-03-01
  •  眼下,正是春耕备灌重要时节。去年遭受大旱的江西、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今年春灌用水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当地如何抢抓农时,做好春灌用水工作,为夏粮丰收打牢水利基础?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水库蓄水总体较好 有效保障春灌用水


      2022年入冬以来,我国降水总体偏少,长江流域的水库蓄水能否保障春灌用水需求?在前往江西等粮食大省调研之前,记者走进了水利部的大门。

      “去年受旱严重的长江中游地区,今年2月以来出现了3次较强降雨过程,累积降水量8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近六成,长江中游干流及两湖水位明显抬升,江湖水位偏低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改善。”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长江中游地区水库蓄水总体较好,今年发生大范围干旱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灌溉用水不足情况。

      在湖北武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告诉记者,受前期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沿江各地旱情目前已基本得到缓解,这些降雨有利于水库蓄水和保障春灌用水。

      陈桂亚表示,截至2月24日8时,长江上游、中下游水库群蓄水量分别为262亿立方米和166亿立方米,可满足长江沿线供水,包括灌溉用水需求。不过,当前长江中游干流、鄱阳湖和洞庭湖水位仍然偏低。各地水利部门超前谋划,统筹各类水源,制定供水方案,为保障春灌用水做好了准备。

      加强灌区建设管护 确保春灌用水需求

      大中型灌区是粮食生产的主战场,做好大中型灌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渠养护至关重要。

      记者在江西省最大灌区赣抚平原灌区看到,在该灌区“十四五”现代化改造工程——岗前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工地,上百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替代渡槽输水灌溉的倒虹吸管身段已贯通,多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在进行倒虹吸管身段土方及块石回填作业。

      “我们力争今年6月实现倒虹吸工程通水,提前发挥工程效益。”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龚来红说,岗前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将改善农田灌溉面积63.9万亩。

      为做好今年春灌工作,赣抚平原灌区很早便启动了工程设施维修养护和渠道清淤疏浚。据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杨方福介绍,赣抚平原灌区灌溉面积119.3万亩,截至目前,灌区已完成水闸启闭机养护和分水涵闸维修养护758座、渠道清淤120余公里、清除淤泥杂草3万多立方米。

      在农田灌溉主要靠小型水源工程的一些地区,也不时能见到在田间维修和管护水渠人员。记者在江西省德安县吴山镇何铺村看到,相关人员在清理水渠,让渠水更好地灌溉油菜,同时为接下来的水稻用水做准备。

      作为江西省首批整体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县之一,德安县借力城乡环卫一体化、推行农田水利物业化管理,对全县农田水利设施开展日常养护、冬修和应急维修,疏通了灌溉的“最后一公里”。

      “从去年冬季开始,江西省部署开展农田水利冬修任务和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全省投入资金约5.5亿元,为保障今年春灌做好充分准备。”江西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黄林春说。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节处二级调研员张翔表示,水利部高度重视春灌供水工作,指导各地科学制定春灌保障方案,提高灌溉水源保障能力,确保今年春灌用水需求,为夺取粮油丰收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推进水库除险加固 助力粮食增产丰收

      水库是防洪抗旱调度的“王牌”。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在春灌用水高峰期和汛期到来之前,各地都在积极对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江西鄱阳县的大型水库——军民水库建成于1972年。记者来到这里时,施工人员正在建设水库大坝左岸灌溉隧洞的进水闸和右岸的溢洪道,以及溢洪道和灌溉渠交叉的部分。

      “军民水库除险加固将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完工后,将可确保下游7个乡镇13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需求。”鄱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虞毅说,近年来,鄱阳县完成了633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了全县120万亩农田生产供水安全。

      据江西省水利厅建管处副处长鲁博文介绍,截至目前,江西省41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34座水库主体工程已完工,7座将在汛前完成。

      江西省有水库超过1万座,绝大部分为小型水库。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既可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水库安全,也可保障春灌用水和防汛抗旱。德安县水利局副局长戴中联告诉记者,德安县有7座小型水库经安全鉴定为三类坝,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完成除险加固,现均已提前完成,具备了蓄水条件。

      鲁博文表示,“十四五”期间,江西省需除险加固的1623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已基本完工,具备蓄水条件,将在防洪抗旱、灌溉供水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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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10-21
    •  作者:张芳霖、刘杰(分别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商会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商会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商会史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经过30余年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得益于大量商会原始档案整理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武汉、南昌、长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地方商会档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阳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开展长江中游区域性商会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的公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历史地考察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长江中游地区商会、商业史发展,无疑对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   位于长江中游的湘鄂赣地区,起着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资源互补,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宋元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毗邻的湖广地区,却因战争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因此出现“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继而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正是这种流动,使湘鄂赣地区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不断加强,带动了区域内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的商业市场格局。湘鄂赣三省以长江为基干,以汉江、湘江、赣江为骨架,形成了区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环洞庭湖、鄱阳湖经济圈。   近代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传统市镇继续发展,随着长江口岸的开埠,湘鄂赣区域内外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渐发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市场中心,形成墟市、城镇、都市三级市场格局。这三级市场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构成国内市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湖北汉口、宜昌,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传统的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整合,汉口、长沙、南昌成为长江中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经济重镇。由传统的区域城乡市场格局到统一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其间商人流动与商帮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市场层级关系非常清晰,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市镇,这也为这一区域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型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跨区域商业市场联系的加强,个体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础上,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形成会馆、公所、公会等商人组织。这些商人组织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业市场日常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机构。   明清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与湖广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在区域市场孕育形成过程中,随着交通的改善,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省域内与省域间的市场联系也更加紧密。各帮各业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管理内部事务的需要,纷纷以乡籍或同业为纽带,建立会馆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建立起的万寿宫,数量众多,普遍具有传统行业会馆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拟定并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倡导设立总会与分会。一批商会相继产生,并在随后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随着全国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湘鄂赣三省传统的商人组织或趋于消亡,或合并改组为新式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商埠商会组织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赣地区各城镇也纷纷依照市场层级建立起各类商会组织。其中,在区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务总会,如长沙商务总会、南昌商务总会及汉口商务总会;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阳、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则纷纷成立商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会网络。这一商会网络为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城镇建设等的发展构筑起重要平台。   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在正式组建、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的商帮组织、地方所设商务局存有密切关联。商会的创设不仅有官方的积极倡导,同时亦可见传统商人与组织的身影,其建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官商互动的过程。 三   晚清民国时期,湘鄂赣三省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从结构、形式上经历了几次较大变迁。三省商务总会、分会以及民国时期建立的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同业公会组织结构的内部网络更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湘鄂赣地方商会整体数量和覆盖的商业区域得到更大发展,三省内的商会组织向省域内县城和重要埠镇普及。   随着商业发展和商会内部事务的复杂化,湘鄂赣地区主要商会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渐趋完善。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商会组织和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会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改组、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反复重组,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向工商联的转变。   近代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共同体,在区域行业与市场发育之中不断发挥组织与制度优势,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构建。处于汉口、南昌、长沙等商业大埠的商务总会,构成地域性商会网络中心。它们又通过区域市场与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华北和华南等区域的商会及市场频繁互动。三省内的基层商会与地方市场联系十分紧密,基层商会所覆盖的次层级市场之间也互动频繁。湘鄂赣三省不断发育的商会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了立体的商会与商人网络,构建为一个互相配合、纵横交错的商业市场网络,对地方经济的联动以及跨区域市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商会组织发挥了联络工商、振兴商务等主要经济功能。汉口、南昌、长沙等地组建商会以来,在沟通区域市场商业贸易、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南昌、长沙的总会以及三省内的基层商会,在推进区域内与跨区域商业贸易中,起到了组织保障和市场协调作用。除了参与地方经济秩序维护,近代商会还在湘鄂赣三省的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心城市如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埠商会,广泛参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事务,在较长时期内与政府保持互相扶持、共同合作的关系。商人组织以其资金上的优势在促进市政建设、城市教育以及慈善救济等公共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湘鄂赣三省之间的天然联系与互动从未中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商会档案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第一手原生态资料,而且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可供切入的研究路径。通过商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探寻区域间商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了解中游城市群在长江流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且可以在探索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城市、商业与商人组织的基础上,探寻区域内历史的源流与现实的链接,为促进城市群全面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供重要历史依据与历史启示。
  • 《商会史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商会》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04-27
    •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商会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商会史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经过30余年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得益于大量商会原始档案整理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武汉、南昌、长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地方商会档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阳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开展长江中游区域性商会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的公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历史地考察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长江中游地区商会、商业史发展,无疑对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 位于长江中游的湘鄂赣地区,起着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资源互补,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宋元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毗邻的湖广地区,却因战争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因此出现“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继而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正是这种流动,使湘鄂赣地区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不断加强,带动了区域内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的商业市场格局。湘鄂赣三省以长江为基干,以汉江、湘江、赣江为骨架,形成了区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环洞庭湖、鄱阳湖经济圈。 近代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传统市镇继续发展,随着长江口岸的开埠,湘鄂赣区域内外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渐发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市场中心,形成墟市、城镇、都市三级市场格局。这三级市场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构成国内市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湖北汉口、宜昌,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传统的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整合,汉口、长沙、南昌成为长江中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经济重镇。由传统的区域城乡市场格局到统一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其间商人流动与商帮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市场层级关系非常清晰,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市镇,这也为这一区域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型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跨区域商业市场联系的加强,个体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础上,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形成会馆、公所、公会等商人组织。这些商人组织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业市场日常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机构。 明清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与湖广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在区域市场孕育形成过程中,随着交通的改善,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省域内与省域间的市场联系也更加紧密。各帮各业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管理内部事务的需要,纷纷以乡籍或同业为纽带,建立会馆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建立起的万寿宫,数量众多,普遍具有传统行业会馆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拟定并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倡导设立总会与分会。一批商会相继产生,并在随后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随着全国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湘鄂赣三省传统的商人组织或趋于消亡,或合并改组为新式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商埠商会组织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赣地区各城镇也纷纷依照市场层级建立起各类商会组织。其中,在区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务总会,如长沙商务总会、南昌商务总会及汉口商务总会;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阳、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则纷纷成立商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会网络。这一商会网络为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城镇建设等的发展构筑起重要平台。 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在正式组建、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的商帮组织、地方所设商务局存有密切关联。商会的创设不仅有官方的积极倡导,同时亦可见传统商人与组织的身影,其建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官商互动的过程。 三 晚清民国时期,湘鄂赣三省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从结构、形式上经历了几次较大变迁。三省商务总会、分会以及民国时期建立的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同业公会组织结构的内部网络更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湘鄂赣地方商会整体数量和覆盖的商业区域得到更大发展,三省内的商会组织向省域内县城和重要埠镇普及。 随着商业发展和商会内部事务的复杂化,湘鄂赣地区主要商会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渐趋完善。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商会组织和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会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改组、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反复重组,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向工商联的转变。 近代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共同体,在区域行业与市场发育之中不断发挥组织与制度优势,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构建。处于汉口、南昌、长沙等商业大埠的商务总会,构成地域性商会网络中心。它们又通过区域市场与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华北和华南等区域的商会及市场频繁互动。三省内的基层商会与地方市场联系十分紧密,基层商会所覆盖的次层级市场之间也互动频繁。湘鄂赣三省不断发育的商会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了立体的商会与商人网络,构建为一个互相配合、纵横交错的商业市场网络,对地方经济的联动以及跨区域市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商会组织发挥了联络工商、振兴商务等主要经济功能。汉口、南昌、长沙等地组建商会以来,在沟通区域市场商业贸易、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南昌、长沙的总会以及三省内的基层商会,在推进区域内与跨区域商业贸易中,起到了组织保障和市场协调作用。除了参与地方经济秩序维护,近代商会还在湘鄂赣三省的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心城市如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埠商会,广泛参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事务,在较长时期内与政府保持互相扶持、共同合作的关系。商人组织以其资金上的优势在促进市政建设、城市教育以及慈善救济等公共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湘鄂赣三省之间的天然联系与互动从未中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商会档案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第一手原生态资料,而且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可供切入的研究路径。通过商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探寻区域间商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了解中游城市群在长江流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且可以在探索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城市、商业与商人组织的基础上,探寻区域内历史的源流与现实的链接,为促进城市群全面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供重要历史依据与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