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发布一套原则,旨在帮助各国和企业以真正推动气候行动的方式参与巴黎协定第6条的碳交易机制》

  • 来源专题:水与大气环境治理
  • 编译者: 胡晓语
  • 发布时间:2025-06-13
  • 一组由牛津大学领导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套原则,以帮助各国和企业在符合《巴黎协定》第6条的情况下进行碳交易,从而推动真正的气候行动,为推动额外的气候缓解和韧性提供了极大机会。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总体上未能达到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雄心水平,因此亟需有效工具来推动积极的气候行动。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该原则可以加速气候行动,帮助各国实现和增强其NDCs,并促使公共和私人实体共同努力,动员亟需的气候缓解和可持续发展资金。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一潜力可能面临风险,有可能被一些国家和企业用来“漂绿”其气候承诺。牛津大学的负责任参与第6条原则在2025年波恩气候大会召开前发布,政策制定者将在会上进一步讨论第6条的实施。作者认为,如果遵循这些新原则,各国将能够实现和加强其NDCs,同时鼓励公共和私人实体共同努力,动员亟需的资金用于气候缓解和可持续发展。
  • 原文来源:https://www.ox.ac.uk/news/2025-06-12-new-oxford-principles-set-guide-responsible-carbon-trading-under-par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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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1-01-27
    • 2020年末签订的《中欧投资协定》,欧盟对中国所做的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承诺是: 有效完成《巴黎气候协定》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明眼人都知道,《巴黎气候协定》的初衷,表面上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实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经济和道德绑架。然而,当《巴黎气候协定》2015年底被正式通过,2016年初被并正式签署后,除了美国退群,中国竟和欧盟一起成为最大的推动者。 不仅如此,在刚刚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中,“有效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竟成为欧盟对中国所做的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承诺。 一掌一剑、一拳一腿之间,欧盟变了吗?美国变了吗?中国变了吗? 1. 美国又回来了 美国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新老总统的交接,全世界在疫情的阴影中,也跟着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那个熟悉的建制派又回来了,世界未来可能要少很多乐趣,新总统上任第一天签的第一批文件,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就是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听起来很遥远,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中国也是这个协定的主要参与者,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了,可以说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这两年就是因为这个协定出现了很多变化,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后面的变化还会越来越多。 那美国为什么之前要退出,现在又迫不及待的加回来呢?这一切都是因为围绕着《巴黎气候协定》,将重塑世界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美国退出,世界其他国家都继续坚定不移的推动,那美国就相当于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等到后面体系成熟了,他要再回来恐怕损失会更大。 说了这么多这个协定的重要性,那《巴黎气候协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其实它最初的时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挖的一个坑,从最开始计划实施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分了五步走,才最终达成了这个协定。 2. 五步走出来《巴黎气候协定》 第一步,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最早的前身,是1992年的时候在巴西里约开了一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叫《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算是给全世界开了个头,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都来应对气候变暖的问题,实际上大家签了这个公约,就相当于大家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而气候变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第一步。 有了这第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首先就是既然气候变暖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那么我们就得联合起来想办法,于是就有了很多西方科学家发表论文,主要就是论证一个问题,那就是气候之所以变暖,主要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所以要控制气候变暖,就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所谓的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而这又主要是工业化进程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现在说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那不就是等同于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后面的第二步。 第二步,五年后的1997年,在日本的京都就正式通过了一个协定,叫《京都议定书》,这个《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一次相当于把应对气候变暖提升成了有法律约束的国际公约,这是第二步。 这个公约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也同意了呢,因为它约定了一个事,就是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样给了一个时间差以示公平,但是为了不打消大家的积极性,没有明确发展中国家这个减排的义务到底是多少,只是定下了这么个目标,同时发达国家还答应出钱补偿来推动这个事。 图片 后来美国觉得这么搞对自己约束太多,影响自己赚钱,所以在克林顿政府手里虽然也签约了,但小布什政府手里就没批准,相当于事实上就退出了,但是其他国家还是在继续推进。 到这个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从这里开始就有具体的利益纠缠了,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京都议定书》约定了几个事,这几个事非常重要,是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利益基础,也是现在《巴黎气候协定》的运行核心所在。 议定书约定了四种减排方式: 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第三步,到这里的时候,就抛出了一个新兴事物:“碳排放权”,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么个东西,这是在前面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凭空造出来的,造出来之后现在还可以交易,那就变成了商品,而且是一个虚拟的商品,它之所以能交易,正是因为前面两步,一步一步的推动给它赋予了法律约束力,然后就开始变得有价值了,碳排放权由此诞生,这是第三步。 图片 第四步,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图穷匕见,真正让世界意识到它的威力的时候,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到这个协议的时候,就开始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就是约定碳排放权的总额,其中发达国家在2006-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是发达国家的5倍多,这摆明了就是发达国家挖的一个坑,要用碳排放权来剥削发展中国家。 这次会议之后,就有了那次著名的采访,主持人在节目中质问丁仲礼院士的画面,而丁院士回应这个协议的不公平时,就反问了一句:中国人是不是人? 当年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哥本哈根协议》就是发达国家插在发展中国家身体上一根吸血的管子,那个时候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不到十年,也是美国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面临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欧洲国家锋芒毕露,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所以咄咄逼人的想达成这个极不公平的协议。 这个事遭到了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我们工业化进程正处于关键发力的时期,同意这个协议就是给自己挖坑,本来美国对这事就不是太热心,如果我们再退出,这个事基本上就要凉凉,所以最后《哥本哈根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没有约束力,约等于没成果。但是各方通过激烈的争吵,最后摸清了彼此的底线,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第四步。 第五步,终于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达成了,这次跟之前有个关键的变化,就是不强迫大家定碳排放减少目标,而是转为各个国家自己定目标,叫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这样一来就相对公平多了,所以这个协议就正式达成了。 那么这么一个由发达国家发起的,明显有给发展中国家挖坑嫌疑的协议,我们为什么最后不仅签署了,还要大力支持呢? 3.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支持 我们之所以大力支持搞这个协议,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国内因素,一个是国际因素,我们先说国内因素吧。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央行联合起来救市,我们当时也参与了救市行动,其实主要就是信用扩张,俗称放水,但我们没有去搞金融市场,主要是搞工业产能和基础建设了,在之后几年,我们的工业产能增长特别快,各种项目上的很多,大家可能还记得2012年-2015年那几年雾霾的情况很严重,这跟工业产能增加其实有很大关系。 而正是在《巴黎气候协议》通过的2015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就是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去除过剩的工业产能,而这个行动目标跟《巴黎气候协定》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自身就有非常迫切的改善环境,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一举两得。 所以在2015年6月,我们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中方还将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这些是国内的发展需要,而国际因素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这是因为碳排放权体现的是另一种国际势力。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的财富源泉就是美元,而美元是通过石油来锚定的,而石油在工业上的应用,就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可以说碳排放权和石油美元本质上就是竞争对手,碳排放权崛起的另一面,就是石油美元地位被削弱。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通过《京都议定书》,后来特朗普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核心原因,这是对美国石油美元的釜底抽薪。但反过来,凡是可以削弱美国实力的国际行动,我们岂不是正好应该大力支持么? 所以我们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内部需求,同时又承担了大国的减排义务,一下子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协定过去最主要的主导者,一直是欧盟,而现在我们是和他们一样重要的主导者,毕竟我们的贡献大。 欧洲国家一直想摆脱美元的控制,所以一直是核心推动者,就是想搞个像美元那样可以一劳永逸收获财富的东西,碳排放权从道义上来说高大上,在现实中经过三十年的推动,终于开始步入正轨了,欧洲可能没想到将来会有人来摘果子,但这也是没办法,一步步推动到今天,他没想到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些减排目标。 当然长远来看,欧洲国家始终还是受益者,让渡一部分权利和义务才能使得这个协定更稳健,毕竟这个世界变化是这么快,不是三十年前欧洲想象的还能争霸的时代了,未来的世界他们可能只能打辅助。 4. 《巴黎气候协定》对世界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由于我们把减排任务作为一项庄重的承诺,所以我们势必会完成,这对我们的能源利用方式和发展方式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恰好我们在化石能源的供应上,就有短板,发展新能源,既可以完成减排目标,又可以引领世界向新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利用,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条件成熟了。我们看下最主要的两种新能源,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成本走势就知道了。这十年来,风力发电成本降了一半,太阳能发电几乎降了90%,而这个趋势还在往下降。这里发生了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过去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刚起来的时候,产能都是欧美主导,价格很高,产量也上不去,直到中国开始在这些领域发力,这个格局就被颠覆了,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到,我们是从2005年才开始起步,到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光伏发电全产业链的国产化,把价格做成了白菜价,然后每年大量装机并网发电,一举奠定了我们世界第一的地位,而且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 在风力发电上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差不多将近全世界的一半,以后大家都按《巴黎气候协定》来搞绿色能源,搞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只能是从中国进口这些设备,而这些,就是我们的条件成熟了。 此外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变化,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新能源概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都受到热捧,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在过去这往往被视作一个发展陷阱。以往每一轮石油暴涨,总会催生一轮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热潮,然后美国主导的石油价格再来一轮暴跌,就把这些新能源企业全部消灭了,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时代不同了,因为新的大玩家出现了,去年石油价格暴跌,但是新能源汽车却在石油暴跌的废墟上狂飙突进,而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者,从引入特斯拉作为竞争的鲶鱼,到现在我们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这里面有泡沫,但是背后有更大的战略。 那就是这一次石油不但不会消灭新能源,反过来我们要通过新能源的推广,全方位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将在全世界形成一个趋势,而最终的目标,就是打破锚定在石油上的美元霸权。在这一点上,大部分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述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巴黎气候协定》也可以为我们所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在过去四年已经尝试过要脱离世界了,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不是世界离不开他们,很可能是他们离不开这个世界,所以新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回到了《巴黎气候协定》,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已经注定错过了在新的世界格局里,担任领导者的机会。 5. 新能源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帝国争霸,能源就是荷尔蒙。 过去在美元锚定石油之后,美国人担心石油越挖越多会引发人们对美元价值稀释的担心,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假说,叫石油枯竭,80年代说石油再过三十年就会用尽,90年代说50年会用尽,实际上过去40年了,现在石油不但没枯竭,反而随着勘探和开采技术的进步越挖越多,别说五十年,可能200年也用不完,所以现在也没人提这个假说了。 现在在欧洲最初的推动下,又利用气候变暖搞了这个碳排放权,这个一直也有争议,但不管怎么样吧,既然是为了全人类,我们也不好反对,现在我们已经在广州搞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未来可能还要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的全球化交易,利用我们在绿色能源产能上的优势,搞不好我们会成为未来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迎难而上化危为机,这一点估计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我们主动参与,然后实力碾压,最后把这个协定,变成了我们的舞台,这可能是他们始料不及,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 《牛津大学:开放研究立场声明》

    • 来源专题:科技出版市场动态监测
    • 编译者:崔颖
    • 发布时间:2024-09-09
    • 牛津大学鼓励在研究中营造开放、透明和协作的文化。我们认为,将开放性和可访问性原则应用于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对于提高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具有显著益处,因为它能改善研究的再利用性和可重复性,并支撑研究诚信。 本声明为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促进知识共享和可访问性、研究人员和机构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开展和传播研究。 本声明基于并符合外部政策框架和行业协议,适用于牛津大学所有从事研究工作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无论其资金来源如何。外部资助的研究人员需按照资助其研究的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行事。 (一)什么是开放研究? 开放研究是一种实践,旨在使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例如出版物以及数据集、软件、材料等)尽可能透明和自由访问。除非有一定的原因(如道德、法律、商业或敏感性问题)限制访问或重用,否则研究应默认及时公开。人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限制,例如如果研究:受到数据保护要求;具有商业敏感性;受到专利或合同义务的限制;或具有双重用途或滥用的潜力。 开放研究适用于所有研究人员,但其应用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开放研究”、“开放科学”和“开放学术”这些术语有时可互换使用,但它们都基于任何学科中的协作和问责制的相同原则。 开放研究的目标包括: ·支持研究的传播、验证和重用 ·促进研究的严谨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增强对研究成果和机构的信任 ·支持研究的合作和公共利益 大学支持研究人员追求新知识和选择传播方式的学术自由,但在这种自由选择中,大学鼓励研究成果以及适当的伴随数据尽可能开放,但在必要时也应保持私密。 (二)期望 研究人员的责任 大学依靠其研究人员坚持学术严谨性和透明度的原则,以确保开放材料具有最高的研究质量,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有助于研究的可重复性。研究人员应至少遵守资助者和开放研究政策,并尽可能推动其发展,从而为其研究领域最佳实践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传播其工作时,研究人员应考虑支持开放性和透明度的出版实践。 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这将包括: ·开放获取出版物:研究人员应努力使所有学术成果免费获取,例如通过预印本平台发布学术文章,在期刊或长篇出版时(如果不早于此时)提供。根据《开放获取出版物政策》,高校强烈鼓励在需要时通过存储库中自我存档以实现开放获取的情况下使用权利保留声明。 ·FAIR数字对象:根据FAIR原则,任何支持研究的数字对象都应以人类和机器都可找到、访问、互操作和重用的方式(FAIR)共享。根据法律和道德要求,可访问性意味着尽可能开放但必要时也要封闭。为了使数字对象成为FAIR,需要使用社区标准(用于识别、引用、报告和链接信息)和公共存储库(通用型或学科特定型以共享信息),以及明确的使用条款。 ·许可证:研究人员应采用支持研究成果(包括数据、代码和出版物)共享和重用的条件宽松的版权许可证,例如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许可证或特殊情况下使用的CC-BY-ND许可证。 ·透明的方法和协议:研究人员应分享在获得和评估研究结果时使用的流程和方法,这应根据特定项目和学科的需要而定,例如通过使用最佳实践技术发布研究软件以实现可重复性,在数据收集前预先注册协议和分析,使用替代的出版和同行评议模式以使研究和认证的传播更加快速和透明。 ·标识符和归属:研究人员应为个人(例如与牛津大学关联的ORCID)以及数字对象(例如数字对象标识符(DOI)、PURLs)和组织(例如研究组织注册(ROR))采用持久标识符,以助于归属、识别、可发现性和重用。研究人员还应考虑在出版物或文档中使用CRediT(贡献者角色分类法)来描述每位研究成果贡献者的具体角色。 ·开放同行评议:研究人员应考虑参与同行评议模式,其中同行评议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出版前或出版后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