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 Cell | 上海药物所合作揭示5-羟色胺家族部分受体的配体识别和G蛋白选择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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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2-06-20
  • G蛋白偶联受体(GPCRs)是真核生物中最大的一类膜蛋白,在感知胞外信号和介导胞内信息转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与调控多种生理过程,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是最重要的药物靶标蛋白家族。GPCR与第二信使环磷酸腺苷相关的信号通路中,主要通过刺激型G蛋白(Gs)和抑制型G蛋白(Gi)来区分细胞内不同的信号传递方式。了解受体对Gs和Gi信号通路的选择性机制是GPCR和相关信号转导领域长期以来的重要科学问题。

      5-羟色胺(serotonin, 5-HT)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主要神经递质之一,其通过结合5-羟色胺受体(5-HTR)发挥调控食欲、记忆、认知,情绪调节和成瘾等重要的生理过程,这也使5-羟色胺受体成为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偏头痛等疾病的重要治疗靶点。5-羟色胺受体家族是GPCR超家族中最复杂的亚家族之一,其包含12种亚型,不同亚型的受体在人体中发挥不同的生理功能,并且与不同种类的G蛋白偶联。其中5-HT4、5-HT6和5-HT7受体主要偶联下游Gs蛋白,5-HT1和5-HT5受体主要偶联下游Gi蛋白。对于在同一内源性配体5-HT激活后,不同亚型的5-羟色胺受体如何偏好地偶联下游G蛋白来调控细胞应答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2022年6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研究员团队,联合浙江大学张岩教授团队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David E. Gloriam教授团队等,经历一年投稿,在Molecular Cell杂志上在线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GPCRs steer Gi and Gs selectivity via TM5-TM6 switches as revealed by structures of serotonin receptors”,取得了5-羟色胺受体结构和功能领域又一突破性进展,成功解析了5-HT4、5-HT6、5-HT7受体与激活型G蛋白(Gs蛋白)和5-HT4受体与抑制型G蛋白(Gi蛋白)结合的复合物三维结构。他们系统性地揭示了小分子配体5-HT和5-CT识别5-羟色胺受体亚型的结构基础,并阐明了5-羟色胺受体选择性偶联Gs蛋白和Gi蛋白的分子机制。

     联合团队采用单颗粒冷冻电镜技术分别对5-HT激活5-HT4、5-HT6形成的Gs复合物、5-CT激活5-HT7形成的Gs复合物和5-HT激活5-HT4形成的Gi复合物进行了结构重塑,最终解析了4个在配体激活状态下与不同蛋白的复合物结构,其中5-HT-5-HT4-Gs复合物结构的分辨率为3.1埃,5-HT-5-HT6-Gs复合物结构的分辨率为3.3埃,5-CT-5-HT7-Gs复合物结构的分辨率为3.2埃,5-HT-5-HT4-Gi复合物结构的分辨率为3.2埃(图1)。

     该团队将所获的这三种Gs偶联的5-羟色胺受体与Gi偶联的5-羟色胺受体进行了结构比较,并进一步与另外已发表的19种Gs和Gi偶联的A类GPCRs结构进行比较。他们发现,跨膜螺旋TM5和TM6长度作为“macro-switch”来分别确定受体对Gs和Gi的选择性,且这种TM5-TM6 长度的“macro-switch”由A类GPCRs-G蛋白结构共享。此外,TM5和TM6中的特定残基充当“micro-switches”以与Gs或Gi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果展示了A类GPCRs的 Gs和Gi蛋白偶联选择性或混杂的共同机制(图2)。

      为探究G蛋白偏好5-羟色胺受体的假设,该团队进行了两组实验来检验TM5和TM6的长度是GPCR区分Gs和Gi蛋白的关键因素的假设。第一组实验是将5-HT1A受体的TM6末端螺旋断裂并且TM5螺旋延伸或5-HT4、5-HT7受体的TM5末端螺旋断裂并且TM6螺旋延伸,功能结果表明这种改造影响了5-HT4、5-HT7受体偶联Gs蛋白的能力,然后将5-HT1A受体由原来Gi偶联转变成了Gs偶联,这些结果支持TM5和TM6长度的“macro-switch”是G蛋白选择性的关键。第二组实验是将Gi偶联的5-HT1A的TM5-TM6区域与Gs偶联的5-HT4和5-HT7受体的TM5-TM6区域互换。研究结果表明,嵌合受体5-HT1A (5-HT4_P5.50-P6.50)与野生型5-HT4具有相似的功能,即具有高组成型激活且几乎不受配体调节。同样,5-HT1A (5-HT7_P5.50-P6.50)显示出与野生型5-HT7相似的功能,在激动剂诱导下进行的cAMP 积累。如果将5-HT4和5-HT7的ICL3替换为5-HT1A,在激动剂诱导下进行的cAMP积累的能力几乎丧失,类似于野生型5-HT1A受体。综上所述,该团队以5-羟色胺家族受体为切入点揭示了A类GPCRs的Gs、Gi蛋白偶联选择性机制,并扩展了5-羟色胺受体的配体识别基础。

      徐华强团队长期致力于5-羟色胺家族受体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重要成果。2013年,该团队于在Science上首次报导了激动剂结合的5-HT1B受体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1。2018年,该团队在Cell Discovery发表了首个反向激动剂结合的5-HT1B受体的晶体结构2。2021年3月,该团队在Nature上首次报道了5-HT1A、5-HT1D、5-HT1E受体的结构,并揭示了磷脂PI4P(PtdIns4P)和胆固醇调节受体功能的机制和受体的本底激活机制3。2021年7月,该团队在Cell Research上首次报道了5-HT1F受体的结构,并揭示了偏头痛药物拉米替坦对该受体的选择性结合机制4。2022年5月,该团队在Cell Discovery上首次报道了5-HT5A受体的结构5。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该成果不仅揭示了A类GPCR选择性偶联G蛋白的分子机制,还填补了5-HT家族受体结构解析的最后空白。该成果首次报道5-HT4、5-HT6、5-HT7受体结构,使所有12种5-HT受体亚型的结构均得到了解析。这些在5-羟色胺受体上系统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我们对5-羟色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认识,并为开发治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偏头痛等疾病的药物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课题由徐华强研究员领衔,联合浙江大学张岩教授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David E. Gloriam教授团队等,精诚合作,全力攻关,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蒋轶研究员和余学奎研究员的协助下完成。上海药物研究所黄思婕博士和徐沛雨博士、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助理沈丹丹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Icaro A. Simon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

    参考文献:

    1.Wang, C.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molecular recognition at serotonin receptors. Science 340, 610-614 (2013).

    2.Yin, W. et al.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5-HT1B serotonin receptor bound to an inverse agonist. Cell discovery 4, 1-13 (2018).

    3.Xu, P. et al.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the lipid and ligand regulation of serotonin receptors. Nature 592, 469-473 (2021).

    4.Huang, S.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recognition of anti-migraine drug lasmiditan by the serotonin receptor 5-HT1F–G protein complex. Cell Research 31, 1036-1038 (2021).

    5.Tan, Y. et al.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the ligand binding and Gi coupling of serotonin receptor 5-HT5A. Cell discovery 8, 1-9 (2022).

    文章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97276522005299?dgcid=coauthor

  • 原文来源:http://www.simm.ac.cn/web/xwzx/kydt/202206/t20220617_646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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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为一个盛开着罂粟花的大脑,罂粟是阿片类镇痛药的重要来源。罂粟花上有一只青蛙,表示本研究中使用了来自青蛙皮肤表面的皮啡肽。图像右侧是四个被激活的阿片受体的结构被嵌在细胞膜内。来自罂粟中的阿片物质模拟了人体内的阿片肽功能,均通过结合阿片受体来调控人体内镇痛、感知、奖赏等生理活动。本研究报道了整个阿片受体家族结合内源性多肽,以及DOR和青蛙皮肤表面的外源皮啡肽的三维结构。   内源阿片系统由四个阿片受体成员以及一系列阿片肽组成,广泛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中,调控镇痛、欣快、奖赏、认知、应激等信号通路,是临床用于治疗疼痛、焦虑等疾病的重要靶标。   阿片受体家族共有四个成员,分别为μOR、δOR、κOR、NOPR,均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主要通过偶联下游Gi蛋白发挥功能。阿片受体不仅会被体内产生的阿片肽激活,也会被外源的阿片类/非阿片类药物激活,包括广为人知的吗啡、芬太尼等药物。在2022年11月10号的Cell期刊上,徐华强研究员/庄友文副研究员团队联合谢欣研究员团队、王明伟教授团队,首次报道了吗啡和芬太尼结合人源μOR-Gi蛋白信号复合体的结构,揭示了两者在结合μ型阿片受体上的关键差异因素(点击阅读)。   靶向μOR的小分子阿片药物广泛用于临床中至重度的急性疼痛,然而它们在强效镇痛的同时也伴随着耐药、呼吸抑制、成瘾等诸多严重的副作用。为了开发更低毒副作用的镇痛类药物,科研人员将目光聚焦到了其它亚型阿片受体的激动剂上,成功促进了一些镇痛药物的研发,包括靶向κOR的地佐辛、盐酸喷他佐辛酯、纳布啡癸二酸,氢溴酸依他佐辛等上市药物,靶向δOR的SRI-22138、BMS986187等临床在研药物,靶向NOPR的PPL-138、LY-2940094等临床在研药物(源于药渡数据)。尽管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小分子药物较差的选择性和药理活性,还是引发了其他副作用:致幻、惊厥、癫痫等,导致它们的临床进展受到了阻碍、甚至被终止。   人体中的阿片肽不仅是强效镇痛药吗啡等外源阿片药物的天然模板,而且在机体自身分泌的浓度下不导致成瘾、呼吸抑制等副作用,内源性的阿片肽对四种阿片受体具有很高的亲和力以及激动活性,最重要的是具有高度选择性,这些特性赋予了它们重要的研发价值。近几年随着那句“少年只知多巴胺,中年才懂内啡肽”网络名言的广为流传,刺激内啡肽生成的励志活动被逐渐推广。内啡肽是阿片肽众多成员中的一种多肽神经递质,它会在身体感到疼痛或者有压力时被释放,有助于减轻疼痛、缓解压力,内啡肽也会在按摩、跑步、游泳等锻炼运动中被释放,通过机体的奖赏信号通路来提升人的幸福感。阿片肽由一系列前体蛋白经过酶解和修饰得到,包括内啡肽、强啡肽、脑啡肽和痛敏肽等。除了内源性的阿片肽以外,阿片受体也会被外源的多肽激活,包括食物中的酪啡肽、青蛙皮肤表面的皮啡肽等。   随着X-射线晶体技术和冷冻电镜技术的发展,在近20年间,已经有超过800个GPCR相关的结构被报道(源于GPCRdb),阿片受体作为举足轻重的一类药物靶标,该家族的失活和激活结构也被相继发表,在之前的研究中,很多备受关注的科学问题得以解释,包括阿片受体与小分子拮抗剂/激动剂的结合模式,钠离子口袋介导的激活机制,μOR的偏向性机制等。然而,内源性阿片肽配体如何选择性识别并激活不同亚型阿片受体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阻碍了科研人员对阿片肽的认知与合理的设计改造。   2023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庄友文团队联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Bryan L. Roth团队合作在国际顶级期刊Cell上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题为“Structures of the entire human opioid receptor family”的研究论文。该项研究系统地分析和明确了各内源性阿片肽对阿片受体的信号活性,并进一步解析了阿片受体家族四个亚型μOR、δOR、κOR、NOPR和各自的选择性阿片肽包括内啡肽、内吗啡肽、强啡肽、皮啡肽和痛敏肽的冷冻电镜复合物结构,结合大量细胞水平的功能实验,揭示了多肽类配体和阿片受体的结合模式,阐述了它们的选择性和保守性机制,为“信使-信箱-效能”模式提供了结构和功能支持。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细胞水平的功能实验,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阿片肽对野生型阿片受体的的信号传导特性。由于内啡肽和脑啡肽对μOR、δOR的激活程度相近,为了系统地阐述选择性差异,研究人员最终锁定了内啡肽以及选择性更显著的内吗啡肽、强啡肽、痛敏肽和外源的皮啡肽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解析了内啡肽-μOR、内吗啡肽-μOR、强啡肽-κOR、痛敏肽-NOPR,皮啡肽-δOR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三维结构,并用第二信使cAMP的抑制试验、G蛋白和arrestin蛋白的招募实验来分析突变体的特性。   研究发现,所有的阿片肽都是以N端插入的方式进入受体,阿片肽的N端基序YGGF(痛敏肽是FGGF)“信使”结合在阿片受体极为保守的正构结合口袋腔室里,第一个酪氨酸/苯丙氨酸主链上的胺基均与D3.32Q2.60Y7.43基序形成极性网络,该保守腔室对配体的识别和药理活性是必不可少的,合成的YGGF四肽便可以通过较弱的作用激活四个受体(EC50约10μM)。结构分析发现,阿片受体的胞外端,主要为ECL2/3以及TM2/6/7的胞外端在序列和带电性上都具有差异性,比如κOR和NOPR的ECL2富含带负电的氨基酸,对应的强啡肽和痛敏肽在ECL2处富含带正电的氨基酸。大规模功能突变实验结果表明,阿片受体ECL2/3和TM2/6/7的胞外端序列不保守性和带电差异性共同决定着阿片受体对阿片肽的选择性结合。   NOPR是阿片受体家族中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受体,没有被冠以希腊字母名称,本研究解析的痛敏肽结合NOPR的结构,也是首个激活形式NOPR的结构,通过结构比对分析,不出意外地发现它遵循阿片受体通用的激活机制。除此之外,阿片受体对于下游Gi蛋白有着极高的选择性,本研究发现阿片受体的ICL3会形成一个短的α螺旋与Gi形成疏水作用,同时保守的精氨酸与Gi形成静电作用。这也可以部分解释Gi结合的GPCR结构都含有完整的ICL3,而与其他亚型G蛋白(Gs,Gq)结合的GPCR结构中往往缺失了ICL3的电子云密度的原因。   综上所述,研究团队通过解析阿片肽结合的阿片受体结构,系统地阐释了多肽配体的结合模式,揭示了阿片受体中保守的结合口袋以及独特的ECL2/3共同介导阿片肽的作用机制,阐明了阿片受体通用的激活机制以及对下游Gi蛋白的选择性特征。这些工作为理解阿片系统的生物学特性提供了夯实的结构基础,为设计新型高效的阿片肽类镇痛药物铺平了道路。   本研究冷冻电镜数据在上海药物所高峰电镜中心和上海药物所冷冻电镜平台收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博士研究生王悦、副研究员庄友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Jeffery F. DiBerto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上海药物所徐华强研究员、庄友文副研究员,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Bryan L. Roth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参与本次研究的还有上海药物所硕士毕业生刘卫一、高峰电镜中心执行主任袁青宁,美国温安洛研究所Karsten Melcher教授和X. Edward Zhou博士等。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中国科学院特别助理研究项目以及美国国立心理健康研究院、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的项目经费资助。   全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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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21-03-04
    • 单胺类神经递质是广泛分布在人体内的一类化学信号分子,包括多巴胺(dopamine, DA)、肾上腺素(adrenaline)和五羟色胺(serotonin, 5-HT)等,这些信号分子共同调控人体内包括情绪以及记忆在内的多种生理功能并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多巴胺作为人体内一种重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通过多巴胺能神经系统,对中枢神经系统(CNS)以及外周神经系统(PNS)的功能进行调控。多巴胺能信号主要由人体内一类被称为多巴胺受体(dopamine receptors, DRs)的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CR)介导,包括D1R到D5R共五个受体成员。按照偶联下游G蛋白种类的不同,这些受体可以进一步分为D1类受体和D2类受体两组。其中,D1类受体包含D1R和D5R,主要与激活型G蛋白Gs偶联,刺激下游第二信使环状单磷酸腺苷(cAMP)的生成,而包括D2R,D3R和D4R在内的D2类受体则主要与抑制性G蛋白Gi/o偶联,抑制cAMP形成。在五种DRs中,D1R和D2R是CNS中表达最为丰富的受体,主要分布在基底神经节和前额叶皮层中1,2。D1R和D2R介导的多巴胺能信号对于奖赏、认知、运动协调和神经内分泌功能等在内的高级脑部功能至关重要,其发生异常与许多神经精神疾病密切相关,包括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以及药物成瘾和滥用等。作为多巴胺受体家族的代表成员,D1R和D2R是治疗PD以及精神分裂症的热门药物靶点。 D1R选择性激动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治疗PD的有效方法,然而,目前上市的D1R激动剂药物大多为D2样受体的选择性激动剂。已经开发的D1R选择性激动剂由于受到代谢快(儿茶酚结构特征)以及无法透过血脑屏障等缺陷影响,尚无通过临床研究用于神经精神类疾病治疗3;在治疗精神分裂症中,尽管可以通过目前的药物作用D2样受体来有效地治疗正面症状,但它们在减轻负面症状和认知缺陷方面效率低下,而D1R选择性激动剂则可以作为精神类疾病患者提高认知的潜在治疗途径。此外,D1R激动剂也被普遍认为是治疗AHDH以及药物成瘾的有效治疗方法。通过对D1R和D2R受体进行结构药理学研究并揭示其配体选择性的分子机制,对理解配体结合特性、受体激活以及设计更为高效的多巴胺受体靶向抗神经精神疾病类药物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尽管已有若干多巴胺受体亚型的结构获得解析,包括D2R,D3R和D4R与拮抗剂结合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以及D2R(突变型)与激动剂复合物的低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然而,对于D1类受体,尤其是D1R,自D1R基因被发现及克隆近30年来,其受体结构仍处于未知状态,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D1R配体识别和受体激活机制的理解,成为制约基于结构的靶向D1R受体药物研发的重要科学瓶颈。 针对以上科学难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课题组,联合美国匹兹堡大学张诚课题组、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良渚实验室张岩课题组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Bryan L. Roth课题组等,应用冷冻电镜技术(Cryogenic electron microscopy, Cryo-EM)首次解析了帕金森病治疗药物apomorphine(DRs泛激动剂)、D1R/ D5R选择性全激动剂SKF81297以及G蛋白信号偏好性D1R/D5R选择性部分激动剂SKF83959激活下D1R与下游Gs蛋白复合物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分辨率为2.9埃 - 3.0埃。同时,科研人员解析了帕金森病治疗药物bromocriptine激活下D2R(野生型)与Gi复合物2.8埃分辨率的冷冻电镜结构(图1)。这些结构数据结合功能实验结论,揭示了D1R和D2R配体结合口袋的拓扑结构特性、潜在的受体激活机制、配体激动剂选择性识别并激活D1R和D2R的分子机制、D1R的G蛋白偏好性激活决定因素以及D1R和D2R在G蛋白选择性差异上的结构基础等。 以上研究成果为以D1R和D2R为药物靶点的选择性激动剂药物的设计和开发,以及G蛋白信号偏好性D1R靶向药物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和理论依据。研究论文“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the human dopamine D1R and D2R receptor signaling complexes”,以长文形式于2021年2月11日在国际顶级期刊Cell杂志上在线发表。这是继2月5日发表在Molecule Cell上D3R的工作之后徐华强课题组和张岩课题组等在多巴胺能系统方向进行结构和功能系列研究的又一突出研究进展,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该系统的认识。 研究发现,D1R在结构上表现为经典的七次跨膜螺旋结构,其中配体正性结合位点位于受体胞外端,由胞外loop以及跨膜螺旋部分组成;Gs蛋白偶联界面位于受体胞内端,由近胞内端结构域组成。SKF81297、SKF83959以及apomorphine都属于D1R的儿茶酚胺类激动剂,在与D1R的结合上,三种激动剂与受体上结合口袋的相互作用模式类似,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配体上的氨基与D1033.32之间形成离子相互作用,这个作用位点在所有单胺类受体上及其保守。在结合模式上,三种激动剂的儿茶酚结构朝向TM5,但整体构象存在细微差别,而这种细微差别导致了不同配体在激活效力以及信号通路偏好性的差异。通过对比D1R与SKF81297、SKF83959的结构细节,研究团队发现,虽然SKF83959仅仅比SKF81297多了两个甲基,然而,受到SKF83959结构上azepine环上额外的甲基与D1R上疏水氨基酸F3137.35、W3217.43空间位阻效应影响,相比于SKF81297,SKF83959更接近TM5并限制了TM5向跨膜区中心内移,使得SKF83959表现出比SKF81297更弱的激活效力,这与salmeterol部分激活β2AR的原理相似。此外,SKF83959作为D1R的G蛋白偏好性激动剂的机制长期以来始终未得到解释,通过结构比对和β-arrestin募集实验分析,研究团队发现与SKF83959上azepine环内额外的甲基相互作用的D1R TM5上的氨基酸残基F2886.51、F2896.52以及TM7上的V3177.39在SKF83959的G蛋白偏好性活性上起重要作用,为设计更为安全的G蛋白偏好性D1R激动剂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和理论依据。 研究人员对比D1R与非选择性激动剂apomorphine的结构发现,apomorphine的结合比SKF化合物更远离D1R的胞外loop 2(ECL2)。进一步比较D1R和D2R的结构,研究团队发现D1R和D2R的ECL2在拓扑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别,D2R的ECL2上的“CIIA”基序相比于D1R的“CDSS”基序更为靠近正构结合位点中心,如果SKF化合物和apomorphine以类似的模式结合到D2R,D2R的ECL2,尤其是氨基酸残基I184,将与SKF化合物而不是apomorphine发生空间位阻效应。比较D2R-bromocritine的结构发现,bromocriptine远离D2R ECL2区域,避免了与之发生位阻效应,这些结果表明ECL2在D1R和D2R的配体选择性上发挥重要调控作用。Bromocriptine在对D1R的结合力上比D2R大概低50倍。通过D1R和D2R的结构比对发现,D1R的配体结合口袋更为狭窄,相比于D2R,D1R的TM6近胞外端往跨膜中心内移5.5埃并于bromocriptine发生一定程度空间位阻,D1R上的非保守的带正电氨基酸K81也在能量上不利于和bromocriptine的结合,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bromocriptine对D2R更高的亲和力(图2) 虽然D1R与D2R分属于同一GPCR家族,然而在进化树分析上D1R与β2AR更为接近。与之对应的是,在结构上,D1R和β2AR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尤其是在跨膜区TM5-7,保守的P5.50I3.40F6.44基序以及DR3.50Y基序上,这些发现也预示着D1R和β2AR具有相似的激活机制。同为单胺类受体,D1R和β2AR表现出对不同单胺类神经递质的选择性。研究团队发现,将D1R TM7上的V317突变成β2AR对应的氨基酸残基天冬酰胺(N),能显著性提高D1R对β2AR选择性神经递质肾上腺素及其衍生物异丙肾上腺素的结合效力,表明V3177.39在决定D1R对多巴胺而非其他单胺类神经递质的选择性上至关重要。 在下游G蛋白偶联上,D1R主要偶联到Gs,而D2R主要偶联Gi,科研人员同时对两者偶联下游G蛋白选择性的机制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激活态下D1R和D2R的近胞内端结构的构象差异直接引起各自在偶联下游G蛋白的不同(图3),这些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D1R TM6的近胞内端相比于D2R外移了8.4埃,以容纳Gαs上α5螺旋C末端庞大的氨基酸侧链,而D2R近胞内端区域形成的凹腔不足以容纳Gαs的C末端复杂的氨基酸侧链并与之发生空间位阻,相反,却可以容纳Gαi的C末端较为简单的氨基酸侧链,从而导致D1R和D2R对不同G蛋白的选择性;②. D1R的TM5相比于D2R较长,往胞内区更多延伸了2.5个α螺旋并于Gαs的Ras结构域形成进一步的相互作用;③. D1R的ICL2相比于D2R多了1个α螺旋,使之与Gαs的Ras结构域形成更强的疏水相互作用网络。这些因素表明TM6和α5螺旋等的构象决定着D1R和D2R对Gs/ Gi的选择性,这也与徐华强研究员团队在2018年报道的Rhodopsin-Gi结构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所揭示的Gs/Gi选择性机制相符合4。 综上所述,研究团队通过解析选择性D1R激动剂以及非选择性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激活下D1R-Gs以及D2R-Gi复合物的结构,结合功能试验数据,阐释了D1R和D2R在配体选择性以及G蛋白选择性识别上的机制等重要的生物学问题,为开发以D1R和D2R为靶标的选择性药物以及更为安全的抗神经精神疾病类药物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和理论基础。 同时,2月11日同期Cell上,来自四川大学的邵振华团队和北京大学的孙金鹏团队以“背靠背”形式发表了“Ligand recognition and allosteric regulationof DRD1-Gs signaling complexe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报道了D1R与不同激动剂配体以及D1R与变构调节剂的结构,揭示了D1R的激动剂配体以及变构调节剂的结合特性以及潜在的变构调节机制。值得一提的是,针对D1R与内源性配体dopamine以及正性变构调节剂的的结合以及调节机制这一科学问题,徐华强课题组联合张岩课题组以及Bryan L. Roth课题组等也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相关成果已经以预印本形式在线发表在BioRxiv网站上(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2.07.430101v1)。 本研究冷冻电镜数据在上海药物所冷冻电镜平台以及浙江大学冷冻电镜中心收集。上海药物所2020届博士毕业生庄友文、上海药物所博士生徐沛雨、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后毛春友、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后Lei Wang、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Brian. Krumm以及美国温安洛研究所X. Edward. Zhou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徐华强研究员、张诚教授、张岩教授以及Bryan L. Roth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上海药物所为本研究第一完成单位。研究工作同时得到了上海药物所蒋华良院士和美国温安洛研究所Karsten Melcher教授的支持和帮助。该工作获得了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先导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委、浙江省自然基金委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的项目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