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韩峰:推进碳交易市场发展壮大 有效促进碳减排》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23-03-04
  •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齐鲁分公司代表,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

    自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以来,碳交易市场向好趋势明显,碳排放通过市场调节的功能开始释放,碳交易市场逐渐活跃。但由于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仍存在配额分配不够科学合理、管理层级不够完备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齐鲁石化党委书记韩峰建议,进一步规范交易规则,推进碳交易市场发展壮大,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据悉,截至2022年年末,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23亿吨,累计成交额突破100亿元以上。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首批纳入的发电行业2162家重点排放单位,年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0%左右,在碳市场领域极具代表性、影响性和引导性,我国碳市场交易规模会随着石油化工、钢铁建材、冶炼制造、民航运输、造纸印刷等行业的进入呈加速发展态势,同时,碳市场将成为我国低碳绿色发展的风向标,助力我国加快完成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目标。

    韩峰认为,由于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配额分配不够科学合理,管理层级不够完备,交易品种较为单一,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市场。

    鉴于以上问题,韩峰建议:一是建立规范的交易规则,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建立碳交易的合理指标分配和定价机制,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统筹碳排放权、用能权、节能量、绿证交易等相关市场机制改革,保护交易双方合法利益,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同时,建立碳排放减排鼓励政策,对达到减排数量标准的给予碳排放配额奖励,实现减排技术和碳交易市场的融合对接。

    二是健全完善碳市场管理层级。鼓励集团型企业发挥集团化和集约化管控优势,统筹做好下属企业碳排放配额内部平衡和碳市场平台交易,实现整体推动、先进带动的更大减排力度。

    三是进一步丰富碳市场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适时引入多元化市场主体,通过增加交易主体及其需求的多样性,扩大市场容量,活跃市场交易;除以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配额作为基准产品的现货交易外,尽快建立相关的衍生品市场,丰富碳市场产品种类,给企业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套期保值工具,帮助企业做好中长期的碳减排规划。

    四是尽快实质性恢复CCER的一级市场交易机制。尽快开展项目开发指南、审定与核查规则、注册登记和交易规则、方法学等重要配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研究,完善相关方法学与管理机制设计,理清与其他减排工具之间的政策协同,尝试以北京绿色交易所为基础打造CCER的线上集中撮合平台,提升CCER交易市场化水平。

    五是加快推进除发电行业外的碳排放数据统计和核查机制的建立健全,完善相关行业MRV指南。建议加快建设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行业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推动不同行业碳排放标准、核算和认证的统一;逐步建设全国性的碳监测评估体系,构建全面系统的全国碳市场数据保障服务支撑体系。

  • 原文来源: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226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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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月起,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启动施行,标志着酝酿10年之久的全国碳市场终于“开门营业”。按照要求,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折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煤,即纳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排放数据、清缴碳排放配额、公开交易等信息并接受监管。 碳市场被视为利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风向标。多位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通过市场倒逼机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但因尚处初期,全国碳市场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从建成、完善到真正实现交易仍需过程。 试点走向全国,成交量有望翻倍 “这项工作从2011年起试点先行,截至2020年8月,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共覆盖钢铁、电力等20多个行业、接近3000家企业,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成交额超过90亿元。”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介绍。 试点实践证明,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碳排放问题,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湖北碳市场现有各类主体9800多个,有效覆盖了工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电力、钢铁、水泥和化工四大行业的排放量,占纳入企业的81%。”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纳入企业累计实现减排收益3.5亿元,市场化减排激励机制初步形成。另有217万吨省内贫困地区产生的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带动收益超5000万元。 李高表示,以试点为基础,全国碳市场自2017年底启动筹备,经过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如今进入真正的配额现货交易阶段。除了首批纳入2225家发电企业,钢铁、化工、电解铝等行业也已经做了长期准备,下一步要考虑加快纳入。 “我国发电行业全年碳排放总量约为40亿吨。因此,尽管目前只有电力一个行业参与交易,全国市场启动后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进一步称,多方预测显示,2021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或达到2.5亿吨,为2020年各个试点交易总量的3倍。未来碳市场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整个“十四五”期间交易量较“十三五”有望增加3-4倍。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累计交易额或将超过1000亿元。 参与度不足导致碳价频繁波动 李高同时指出,我国碳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仍将继续增长,与发达国家在已经达峰、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建立碳市场不同。也正因此,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对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坦言,各大试点市场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长期存在价格波动较大、活跃度不足等问题。由试点向全国过渡的过程中,碳价是市场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好的市场需要一个有效的价格机制和很高的市场参与度,完善价格机制是首要任务。各大试点均以电力行业作为主要参与对象,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其它工业领域,涉及的企业单位仍然较少,再加上准入门槛限制,碳市场活跃度并不算高。以碳中和目标为契机,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专业人员,同时加入更多交易产品,以提高碳市场的有效性。” 以北京碳市场为例,自2013年11月开市以来,其成交价格一直位居七大试点之首。但记者梳理发现,碳价波动同样频繁,比如近半年成交均价低至约10元/吨,而高点却近100元/吨。 “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与碳价走势息息相关。碳配额是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允许排放二氧化碳的上限,配额用尽,企业就需要花钱购买碳排放权。然而,很多企业平时不积极,直到发现配额不足时才扎堆抢购,供小于求的情况难免推高价格,导致一年不同时期碳价差别很大。”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王科称,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企业减排意识不强的问题。只有将交易行为平摊到全年,抓住合适时机“高卖低买”,才能避免碳价过高、加重成本。 尽快开展线上第一单碳交易 那么,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全国碳市场?王科建议换个视角,把碳配额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管理,像大宗商品一样参与买卖。“碳市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买卖配额,或加重企业负担,而是用经济手段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减排。一方面,碳减排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到了履约监管时才急着购买配额、应付交差;另一方面,企业如果能积极主动减少排放,自己'省'下来的配额还可以卖给别人,从中获取一定收益。” 王科还称,作为碳市场的初始环节,碳配额的分配直接影响减排成本及交易积极性。主管部门需谨慎把握初始配额的松紧程度。分配过松,对企业约束力不够,减排压力反被减弱;由于碳价暂时无法通过电价传导,分配也不宜过紧,造成企业成本上升过快。全国碳市场刚刚运行,需要做好风险控制,真正督促和帮助企业减排。 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清华大学气候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提出,“十四五”期间,力争将石油化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年综合能耗达到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纳入其中。既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也要重视电力和热力使用的间接排放。在我国电力市场尚缺乏价格传导机制的情况下,将促进电力消费部门节电与发电部门提效的联动,这也是我国碳市场设计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特点。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将尽快在线上开展第一单碳排放权交易。“我们将抓紧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中开户,做好发电行业率先开展交易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李高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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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冯瑞华
    • 发布时间:2020-05-21
    •  在新材料领域探索多年,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对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自2018年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郑月明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发环保型柴油添加剂、推广高等院校“双元制”教育模式、改进12306网络购票系统等与行业发展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建议。其中,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成为他的重要课题之一。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郑月明将继续围绕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提出建议,这也是对他去年两会提出的《关于加大力度推广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替代塑料的建议》的延续。 微信图片_20200519093807.jpg 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月明 生物可降解材料,一个公众并不陌生的概念。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环境下,生物可降解材料可以通过微生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对生态环境不会形成压力。在我国治理“白色污染”的进程中,这种新型环保材料被寄予厚望。在许多发达国家,生物可降解材料也已经得到大力推广和使用。 提起有关生物可降解材料建议的初衷,郑月明表示:“‘白色污染’,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废弃物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生物可降解材料是个很好的解决路径,能为‘白色污染’提供一种绿色方案,应当得到更多推广。” 尽管生物可降解材料自带“环保光环”,但因其工业化发展不成熟,相对传统塑料成本较高,近年来市场推广情况并不完全尽如人意,表观消费量仍然较小。为了找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方法,郑月明多次走访调研行业协会、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校,并与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沟通交流,围绕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市场推广问题、国内外发展趋势,以及PLA、PBAT、PBS等主要产品技术研发和工业化情况等广泛征求意见。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这份汇集了行业心声和对产业发展思考的建议带到了北京,提出:制定国家层面法规,鼓励从业者和消费者使用“绿色环保”的生物可降解材料,限制一次性塑料包装、购物袋、食品包装、农用地膜等领域使用不可降解塑料,扶持生物可降解材料龙头企业,增强产品竞争力,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市场引导和宣传。 郑月明告诉记者,国家相关部委对这些建议给予了认真答复。今年,他的建议还是围绕生物可降解材料的,但却与去年不同。 “2020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都明确提出了支持推广可降解材料,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积极推广可降解的替代产品。”郑月明表示,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生物可降解材料中对传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快速增长,产业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契机。有关数据表明,2019年国内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约为52万吨,同比增长15.6%,到2021年生物降解塑料产能有望实现翻番。但目前,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仍面临不少瓶颈问题,比如生产技术不够成熟,国内推行试点城市较少等。 “所以,我今年的建议是围绕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出台鼓励政策,支持产业发展。”郑月明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