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同视角看期刊——2023年回顾》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1-04
  • 时间过得好快,2023年已成过往,崭新的2024已经开启。站在这岁末年头,我想把2023年期刊的大事小情简单梳理一下。本来想找一个词来概括一下,但是想了半天,觉得这一年太过丰富也太过庞杂,似乎很难用一个词来简单概括。但是,这一年却让我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视角,以及这些不同视角下的期刊,自己觉得还有些意思,写在这里供各位品鉴。一、科学家视角下的科技期刊2023年10月31日,cOAlition S发布了一个名为“迈向负责任的出版”的提案,简单说,就是作者决定自己的论文“何时出版和出版什么”,第三方(出版机构)只提供促进同行评审、出版和保存的服务。不知道各位同行看了这条新闻有什么感受?反正我是着实心中一惊,这是学者要革出版社(编辑部)的命啊!如果按照这个提案,期刊出版行业几乎就不存在了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提案实施难度的问题,它至少反映了一种态度——学者们对期刊出版行业非常不满!本人作为期刊出版行业的一员,经常还乐呵呵地吹嘘自己推动了学术成果传播云云,可在这则新闻里,人家学者却认为出版行业阻碍了学术成果的传播和交流。其实,学界对出版界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前几年,爱思唯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之间的争议,已经把学界的不满表达的很清楚了。再往深里说,OA其实也是学界对出版社垄断数据库的一种抗争手段嘛,只不过后来出版社找到了APC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弥补了数据库销售上的损失,这才使学界和出版界又暂时达成了某种平衡。我觉得,学术界和学者们对出版行业的怨气一直都是存在的,这股怨气随时都会暴发,期刊出版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学术界的行业,如果有一天学界真要抛弃期刊了,整个期刊行业只能等死。而且那些出版巨头虽然会受损失,但它们也有能力调头转向,比如转型做数据分析、专利收集、行业咨询等。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小编辑部没了期刊就只能喝西北风了。那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个零散的编辑部和草根编辑,我们只有铭记服务学者的宗旨,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和每一名作者,把自己期刊的口碑做好,这也算是给行业赋点能吧。二、期刊产业视角下的学术诚信2023年12月,Hindawi的母公司Wiley宣布,停止使用陷入困境的品牌“Hindawi”。原属Hindawi的200多种期刊讲整合到其他主品牌之中。至于原因嘛,业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主要是因为Hindawi卷入了一系列的学术诚信争议之中,严重损害了品牌形象。据统计,Hindawi在最新财务季度的收入比去年同期损失了1800万美元。我之前一直认为,学术诚信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化的学术环境问题,只不过是通过期刊体现出来而已,责任不应该由期刊或出版单位承担。但是,Hindawi的例子让我看到,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学术诚信问题,很可能严重影响期刊产业的生存环境,甚至会给出版机构带来“灭顶之灾”。三、评审人视角下的编辑大赛前两个视角相对宏观,这个视角说点咱们身边的事。今年,我同时担任了好几个编辑大赛的评委,有一个总体感觉就是选手高度“同质化”,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家在服饰、表述、肢体动作等方面过于严谨,中规中矩,缺乏一些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再有,在观看比赛视频和选手现场演讲的过程中,我感觉很多选手的内容都差不多,虽然类似邮件推送、创建视频号这样的工作确实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的,对于选手自己而言确实是一个“新”课题,但在比赛的环境中,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你以为的“新”在评委眼中只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而已。我觉得,在比赛的过程中,流畅的表达和精美的PPT固然重要,但毕竟比赛的你这个人,如何让你这个人在评委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让自己在十几位甚至几十位选手中脱颖而出,亦步亦趋的稳扎稳打可能还不够,还得有一些剑走偏锋的奇思妙想。四、选手视角下的辩论秀今年11月底,中国科协在中国科技期刊论坛上组织了一个“期刊后浪说”辩论秀,我也参与了组织工作,担任反方领队。这次辩论秀除了台上正反方各4位选手,还设置了正反方各10位评论区选手,评论区选手虽不要求个个发言,却也有固定的发言机会和发言时间,这也算是我们这次“辩论秀”的一个小小新意。我在组织过程中,重点是跟几位辩手交流,共同讨论辩论方案,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没太“顾得上”评论区选手。所以,那天上场前,我心里的确有些“打鼓”,害怕评论区选手辩论环境冷场。可没想到,评论区却着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评论区选手辩论环节,大家针尖麦芒、机锋交错,直至辩论结束都还意犹未尽。我原来总觉得,这个辩论秀是任务、是负担。可是,在选手那里,这却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想来也是,期刊在各单位都是边缘部门,展示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我们期刊的话题在本单位往往也没几个人听得懂,可是在期刊论坛上,既是一个展示的舞台,而且说的话大家都懂,还有回应,自然越说越HIGH。再有,这些选手都很年轻,有热情、有朝气、有学历、有思考,很多内容都是临场发挥,还很有水平,对我也很有启发。真是后生可畏啊!五、期刊编辑视角下的人工智能ChatGPT大家都很熟悉了,火的一塌糊涂,感觉它几乎无所不能。我作为一名期刊编辑,倒是想问一下,期刊编辑行业里ChatGPT不能干什么?我这里说的“能”不是能力而是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让ChatGPT干什么?或者说在期刊编辑流程中ChatGPT的禁区有哪些?我琢磨了一下,一是不能让人工智能写文章。我觉得,人工智能形成的文章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只能是前人工作的精巧复制,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事还得人自己干。二是,不能让人工智能终审。也就是说期刊的终审得由主编或编辑部来负责,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参考和辅助,但拍板的事还得人干。第三就有点脱离期刊了,就是所有需要“人性”的事最好都别让人工智能参与,虽然ChatGPT很好用,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要有“人性”,不能让冰冷的机器规则代替“人性”的光辉。

    以上就是我眼中不同视角下的期刊事儿,2023的最大感受就是报复性开会,会多的没时间思考,希望2024多一点思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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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季雪婧
    • 发布时间:2018-12-17
    • 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环境治理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治污减排的进程来看,我国总体上重复了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并且在40年的末期跨越了“环境拐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中国环境治理40年回顾 (一)环境治理在曲折中前行,治污减排终于进入转折期 1.污染物排放总体已跨越峰值,环境质量进入稳中向好阶段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治理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40年快速工业化的前30年左右的阶段,我国主要污染排放总体处在增长的态势,环境质量总体处于恶化的趋势。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开始,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递增的态势得到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渐次达峰,或进入“平台期”。如果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对比发达国家环境改善的历程,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后期已经跨越了“环境拐点”,环境质量总体上进入稳中向好的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与先行国家相比,标志性污染物达峰时我国人均GDP水平更低,治污减排体现出一定的“超前性”。 2.以规划和行动为抓手,接续推动治污减排工作 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形势,我国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开展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工作。“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以“总量控制”制度为抓手、推动主要污染物减排,并取得积极进展。十八大以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从2013年开始先后实施气、水、土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以七场标志性战役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展开。40年来,受发展阶段、环境法治水平、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总体处于环境监管失灵的状况。早期的“运动式”污染防治行动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这种状况正逐步转变。 (二)环境立法稳步发展,环境法治进入新阶段 1978年修改的《宪法》作出专门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宪法地位。以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为标志,我国开始了环境立法的进程。环境保护立法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方针,环境法制开始起步;从1992年到2014年,环境保护法制框架基本形成;2014年之后,环境立法进入新阶段,先后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并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开启了系统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后,环境执法逐步加强,长期以来“环境违法是常态”的局面正在扭转。 (三)环境监管体制持续演进,近期发生深刻变革 1.中央层级环境保护机构建立并不断加强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这个时间略早于改革开放。此后,我国环境保护的组织体系开始建立。中央层级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经历了从80年代初的内设司局到独立为国务院直属的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总局,再到环境保护部、生态环境部的演进历程。40年来,我国中央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断调整并加强。2006年以来,原环境保护部(国家环保总局)以派出机构的形式先后成立了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等六大环境区域督查中心。2017年,区域督查派出机构统一调整为督察局。这种设置试图加强中央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地方环境执法的监督。 2.环境监管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并进入重要调整阶段 40年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属地管理为主、部门业务指导”的环境保护组织体系。其中,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直属的环境监察、监测机构是我国环境保护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以监测站为载体,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央、省、市、县四级环境监测体系。从1979年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以来,以征收排污费为主要手段,专门从事对污染源监督管理的环境监理队伍开始逐步发展。1999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将省、市、县三级的环境监理机构规范为环境监理总队、支队、大队。2002年,该体系更名为“环境监察”机构。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框架下,我国环境监管组织体系进入集权化方向调整的新阶段。在纵向上,我国从2016年开始试点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并且加快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2016年、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先后完成1436个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站点和2050个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事权上收工作,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获取环境信息的能力,有效支撑了“大气十条”“水十条”等考评工作。政府环境信息的公信力显著提高。在横向上,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中,生态环境部的职能进一步拓展。 (四)环境保护的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1.环境保护行政责任体系和问责体系逐步成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成为推动环保工作的重要机制。1986年,洛阳全国城市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市长要对城市的环境质量负责任。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的基本原则。“九五”“十五”期间,我国开始尝试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先后提出了12项、10项指标,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1995年开始,原国家环保局先后开展了“生态示范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生态省、市、县”创建工作,对推进城市和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积极示范作用。“十一五”开始,我国提出了约束性节能减排指标,以层层分解落实的方式和“一表否决”的责任制度对指标进行落实。“十二五”增加了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并优化了指标分解的方式。“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目标责任体系注重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并不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2016年以后,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全面实施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标志,我国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建构进入了新阶段。“十三五”期间,环境目标考核从强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调整到以环境质量为核心。此外,这一阶段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在增加专项考核的同时,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考核,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并开始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制度,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2.环境监管的法律问责机制初步建立 1997年,刑法修订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将环境监管者的责任纳入了刑事法制的范围。2006年、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范围。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将9种情形列入追责范围,环境监管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得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