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智辉: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11-07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今后发展的战略目标。江西省委十四届五次和六次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大力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创新体系和竞相发展的现代化区域体系。”“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再出发,以关键环节和战略重点的六大突破、三大提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推进未来一段时期江西经济工作的重要部署。

    江西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点包括: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创新体系、构建竞相发展的现代化区域体系、构建双向发展的现代化开放体系、构建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一是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制造业为重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企业发展,着力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核心位置,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切换。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全面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着力提高创新供给能力,依靠创新促进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围绕系统集成、设计、制造、试验检测等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加快自主创新、协调创新重点攻关,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以“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指引,以融合一体的大南昌都市圈为引领,以沪昆、京九高铁经济带为驱动轴,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赣东北开放合作、赣西转型升级为三大协同发展区,形成层次清晰、各显优势、融合互动、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四是推动全方位高质量走出去,促进多渠道高水平引进来,积极打造开放大平台。五是必须加快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体系,将“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建立健全引导和约束机制,促进生产、消费、流通各环节绿色化。

    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经济总量小。2017年,江西GDP20818.5亿元,占全国2.52%,在中部六省中位居倒数第2位,只有安徽的76%,湖南的60%,湖北的57%,浙江的40%,不到广东省、江苏省的1/4。过千亿产业、过千亿企业数量少、实力弱。2017年,江西有11个过千亿产业,较湖北省少了6个。从入选“2017中国企业500强”来看,江西只有6家,数量上与江苏(46家)、安徽(14家)、湖北(11家)等差距较为明显。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较低,2017年,江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2.7%,低于全国8.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6位,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传统产业比重大,比重约70%,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2017年,江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仅30.9%。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低。2017年,江西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250.1亿元,占GDP比重为1.2%,比全国平均水平(2.12%)低0.9个百分点;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仅2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0.49%,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不平衡。以沪昆高铁为界,江西北部有15个建制市,南部只有5个;南北面积相当,但北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省的62%和80%。城乡发展不平衡,2017年,江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8元、13242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396元、1343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倍;全省贫困人口87.54万人、深度贫困人口16.79万人,脱贫攻坚的任务依然繁重。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经济的质量优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产融结合,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负债率,落实各项降低企业成本措施。二是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着力培育新动能,加快创新驱动步伐。加快互联网基础产业发展,发挥融合性和平台性企业的牵引作用,抢占前沿科技制高点。三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要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继续精简审批事项,深化国企国资、农业农村、要素价格、商事制度等领域改革,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政垄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四是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加大精准脱贫力度,强化扶贫监督,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短板,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统筹效率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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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是一个充满着农业文明色彩的地名,“圳”是客家方言“田间水沟”之意。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如今,当你从红树湾望去,深圳湾海岸线绵延的灯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尽显眼前。“深圳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深圳未来如何继续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换?带着这些问题,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重重束缚 干春晖将“深圳奇迹”背后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年,在特区之外的地方,计划经济痕迹还比较重,而深圳一早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开创了多项制度与观念的先河。 第二,深圳的成功,既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尊重,也离不开“有为政府”。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出口工业区、开设中国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据不完全统计,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40年间共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这些“第一”离不开深圳的管理者、建设者们“敢于吃螃蟹”的勇气与作为。“现在一说起‘制度成本低,行政效率高’的城市,大家首先会想到深圳,深圳营商环境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也是‘有为政府’的体现。”干春晖说。 第三,深圳抓住了国际产业链转移的历史机遇。特区建设之初,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金,发展受限。但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比,深圳有低廉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为特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以“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也没有忘记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适时出台各项产业政策,是深圳经济质量不断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的重要原因。如今,深圳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产业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因此,深圳的成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抓窗口期、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地缘优势、人力资本,等等。 二、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 干春晖分析,纵观深圳发展的历史,人们注意到深圳最初发展的产业是“三来一补”。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设工厂,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国内相对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发展服装、玩具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销往海外,应该说是“两头在外”,这是深圳在发展之初的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三来一补”等为特点的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深圳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减弱。在这个过程中,深圳顺应了产业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大创新的投入,提出要“二次创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用市场手段和政府作为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地激励创新,使得创新者在深圳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取得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深圳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已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未来如何发展,干春晖认为要继续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进行制度的创新,成为制度创新高地,打造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制度成本最低,政府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好的区域。 第二,继续加大创新的力度,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制高点,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主导者。除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更加领先的成果之外,还应该向全球科创中心、科创的策源地发展,只有这样,高科技产业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要做到这一点,深圳应该有吸引全球最优秀的科技资源、科技人才的能力,同时也应该有强大的本土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未来要进一步要加大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 当前,我国产业链已经基本完整,提升产业链水平的重点是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像深圳这样在高科技产业领先的城市,就应该主动作为,利用好技术优势,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关键技术进行创新进行突破,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链的安全,产业链的稳定作出贡献。 第三,深圳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应该努力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拥有更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干春晖看来,一个城市能提供的物理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过去的城市主要是基于直接交往的活动行为之上,因此我们需要创造许多有用的功能空间来满足使用的需求。但需求的膨胀带来的是城市系统的愈加复杂和生态环境及资源的巨大压力。如今的社会,在现实物理空间的使用基础上,我们开始更多基于信息“流”的网络空间扩展,不再依赖于城市的实体物理空间而是更加注重城市无形的流动空间的规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深圳的工厂可能会外溢出去,产品不需要直接在深圳本地生产,在深圳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对设计、生产、运输、销售的控制而不是这些工作本身,离岸和远程可能是工作的特点,这就是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的体现。”干春晖说。 三、做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 “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中,有的是地区性城市,有的是全球城市网络中间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城市除了自身发展之外还讲究与周围地区的连通性。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干春晖认为,正是在这种没有先例的湾区建设中,深圳更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勇于破除与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法规制度束缚。他说:“深圳连接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如果能够做好这个交汇点,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干春晖认为,要做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的关键是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审慎包容监管制度为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原有的方式进行市场的准入管理,也许那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永远不会被批准。”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干春晖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模式或许无法对于这类新的生产体系中的“新组合”提供市场准入,这时候就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用事中事后监管的方法,以更加审慎和包容的制度,给创新型的企业、甚至还没有盈利的企业,提供机会,在新业态发展中再加以规范。审慎是要守住一些最基本的风险,要有底线思维,包容是为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 四、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提出深圳要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干春晖看来,高质量的体制机制,就是能够利用市场的手段,高效的配置资源。 具体来讲,第一,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中国经济经过了40多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无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服务的需求。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迅速增加的需求没有被很好地满足,表现为有很多收入较高、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去国外购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首先就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的体制、要素、人力、资金要能够迅速的调整和重组,生产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 第二,适应发展理念的变化。过去我们不断地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然而规模和速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质量问题开始取代速度问题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在整体上不把速度和规模当做第一追求的目标,进而关注民生问题、法治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追求高质量发展。 第三,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可能隐含的是结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来描述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发现有些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老百姓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等等。这就是结构性的供求的矛盾。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在发展目标上、发展理念上、发展的主要矛盾上、内部的结构上,有更好的认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更高效地配置资源,高质量发展才能够得到落实。 最后,干春晖对深圳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提出了建议。他说,深圳以其一流的法治环境、高效的政府服务、优质的营商环境、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许多教育程度高、素质高的年轻人来深打拼。引得来,更要用得好、留得住。各类人才在城市中工作,也在城市中生活。因此,深圳未来要在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方面加大投入,着力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和建设品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让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另外,深圳竞争激烈,竞争意味着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何对困难群众进行托底和保障,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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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郭楷模
    • 发布时间:2024-12-16
    • 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色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以传统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保护产业化为主体的重点产业链已经形成,成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今年3月,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加快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需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与更大力度统筹谋划推进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平衡,围绕全域生态空间、数字化生态化协同、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持续提升生态产业发展水平,为绿色高质量发展开拓新路径。 1.加强全域空间规划,优化生态产业布局 全域空间规划是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土空间资源和布局进行的长远谋划,旨在促进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产业发展空间与生态空间是紧密依存的。以全域空间规划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就是要将生态空间融入产业发展空间,使产业在全域空间范围内依照生态化原则要求进行要素资源协同配置与更新迭代,以此壮大生态产业规模。 坚持空间规划先行,明确生态产业布局的方向区位。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具有底线管控和战略引领作用。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细化生态产业规划,是充分挖掘现有产业生态潜力,推进空间重构、产业重塑、环境重生的关键举措。为此,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素资源禀赋及战略地位差异进行分级分类指导,构建不同尺度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指标,继而明晰生态产品的主导类别及功能。在此基础上,借助“目标引导+指标管控+分区管制+名录管理”的空间规划传导体系,打通生态产品产业化途径,促成发挥竞争优势、增强区域特色的生态产业有序布局。 聚焦空间结构优化,塑造网络型生态产业结构。既往我国生态产业空间结构多表现为线性产业关联,以全域空间规划促进生态产业发展,需要抓住自然生态资源增长点、生态产业发展轴、生态主体功能区等关键空间载体,统筹把握产业生态化发展目标与生态服务产业链的建设要点,加强交通、信息、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功能区之间的协作效率,塑造“点—轴—面”相结合的网络型生态产业结构。 强化空间治理保障,构建多元共治模式。自然生态资源的流动性及生态产业的一体化趋向,突破了现有属地管理的传统边界,这意味着不能用固化、静态的方式理解空间治理,而是应构建“横纵双向”的共治模式。就“横向”而言,通过增强行业协会功能作用、健全生态补偿的税收差异化制度、创新公众参与激励性机制设计等,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贯穿产业链各环节,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利益的有机链接,汇聚全域空间的治理合力。从“纵向”来看,通过搭建省际合作平台、推行市(区)内部分管辖权向主体功能区的让渡、推进新业态嵌入社区治理等,构建“纵向到底”的治理方式,进而有效提升全域空间的治理水平。 2.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生态产业跨域融合 数字经济正在引发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迁。数字产业或数字绿色技术能够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要素资源供给质量等,对传统产业实现绿色赋能。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层次交叉融合,催生新的生态产业、业态和模式,实现生态产业跨域融合,能够进一步释放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推动数字产业化重点突破,实现产业自身绿色升级。数字产业在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生态化改造转型的同时,也存在因电力需求增长而带来的碳排放等问题。发展数字产业,应重点突破高耗能瓶颈,更好发挥其驱动技术创新与促进生态发展的核心作用。一方面,制定严格的数字产业“双碳”标准,倒逼数字产业提高关键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如统一部署计算基础设施、定制化刀片服务器、先进数字电源系统等,降低电子设备制造与运行的能耗。另一方面,遵循“因地制宜、海陆并举、集散并重”的原则,布局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整体优化可再生能源输电网络运行、深化省际可再生能源电力合作,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此外,建立数字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形成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研发制造到回收拆解加工的完整循环产业链,降低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不但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基础工业体系,也拥有了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的产业布局,但旧有产业层级较低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依旧存在。为此,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赋能,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再造全产业链流程,不断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依托国家级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夯实数字共性技术研发基础能力,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拓展产学研用融合通道,促成数字技术扩散渗透至生产、消费、交换等多个领域,提高要素资源供需匹配程度及利用率,推动产业绿色发展。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及产业联盟,培育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开展数字化服务资源同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有效衔接,引导开发轻量化、低成本、易维护、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统筹推进数字化绿色发展。 3.以“专精特新”企业推动生态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延伸 “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四新”产业等领域,是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单项冠军”与“隐性冠军”企业。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注重发挥这些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关键绿色技术、环保可降解材料、低碳工艺装备等的国产化替代、本地化供应和自主化创新水平,以此推动生态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延伸,促使高质量发展活力愈加强劲,绿色低碳底色日益鲜明。 锚定“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题,创新金融服务与产品。引导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向“专精特新”领域,持续扩大金融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有效供给。针对“专精特新”企业重智产、轻资产等特点,研发差异化的授信模型和信用评级体系,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打通与海关、税务和征信等部门间的数据通道,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动态化数据库,用以匹配企业在不同场景下的融资需求。围绕“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价值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创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供应链融资等多种产品,健全贷款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优化放贷业务流程,为企业提供更精准迅捷的融资渠道。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与建立配套服务体系,为企业摆脱融资困境创造更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程,增进补链与强链功能。“专精特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发挥着产业配套的基础性作用。增进其补链与强链功能,减少生态产业关键领域或重要环节的短板弱项,是构建更高附加值的生态产业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围绕建立短板弱项揭榜挂帅机制、推行企业重点产品认证制度、构建企业间互利共赢体系等实施“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能力的培育优化工程,配套服务上中下游产业链,增进补链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搭建企业科创服务平台、健全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研发资源与企业对接机制、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补贴力度等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深化工程,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企业融通创新生态,增进强链功能。 厚植“专精特新”企业人才沃土。人才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智力支撑,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软实力。做强做大“专精特新”企业,必须构筑与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人才体系以夯实人才储备。依托高等院校,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服务体系,通过党建研学、导师领学、企业访学等方式,培养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深化科技人才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综合配套改革,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和梯队体系,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载体,特色化推进科技人才平台建设,打造“科—教—产—城—人”联动融合的样板。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育人水平,加快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作者:吕景春,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